中共輸出革命
中共之所以能擊敗國民黨而建國，不能不感謝蘇聯的協助。就在中共舉行建國大典之前，劉少奇奉派訪問莫斯科。史達林對他說，希望中國今後也幫助一些被殖民國家的民族獨立革命運動。事實上，這正是野心勃勃的毛所期望的。不久後，劉少奇在一個內部會議上宣稱：「我們應該給那些需要援助的，被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統治的國家內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以精神的和物質的各種援助。」中共於是開始積極輸出革命。
一九四九年冬，史達林在七十大壽生日後同時約見到莫斯科來的毛和胡志明，實際上已經把一部分支援越共的責任交給毛。後來毛決定抗美援朝，蘇聯反而退居幕後。史達林也曾在周恩來到訪時說，同意中共提供協助給日本及東南亞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一九五二年十月，蘇共舉行十九大，毛派劉少奇出席，賦予他的重要責任之一就是在大會前後分別與亞太各國的共產黨領袖會談。當時由於印尼共產黨領導人艾地（D. N. Aidit）遲至第二年一月初才到，毛命令劉少奇等到艾地到達，確實和他見面討論後才能離開莫斯科。艾地在和劉少奇見面討論，確認將獲得中共的大力支持後，高興地到外面雪地上丟雪球。
但必須指出，中國派志願軍抗美援朝時，蘇聯提供的援助並不是免費，不但要求償還，還要加計利息。毛後來對此至為反感，說那不是國際主義，中國將提供無償援助。即便是貸款，毛也常說不一定要還。又即使是在中國大飢荒，毛也一樣咬著牙輸出革命，而無視於國內數千萬人餓死。
中蘇分裂後，毛更加緊要把共產革命的主導權搶到手中，要與蘇共互別苗頭。對中國而言，東南亞由於有地利之便，自然是輸出革命的第一優先目標。毛曾多次向越南、柬埔寨、緬甸等國的共產黨領導人說：「中國就是你們的大後方，一旦有什麽大事發生，你們就可以利用這個地方，兵少可以到中國來徵兵，要我們出兵我們就出兵，要財政援助我們全力以赴，要武器可以無代價提供。」
不過美國當然不會坐視蘇共及中共到處輸出革命，因而三方鬥爭十分激烈。東南亞各國的政府也對中共嚴加提防。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中央文革小組命令駐外使館在駐在國大量發放毛的著作及毛像章，光是《毛語錄》就出口了四百萬冊，其目的是「使毛澤東思想越來越深入人心，從而喚起世界廣大勞動群眾，組成一支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向舊世界發動聲勢凌厲的總攻擊，爭取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徹底勝利。」東南亞各國的政府及人民更是驚懼，導致印尼、馬來西亞、緬甸爆發排華運動。
讀者們明白了以上的背景，對共產黨在亞太地區的活動必能更容易了解。以下就先從北韓說起。
北韓金日成從鞏固一人獨裁到建立世襲王朝
對北韓來說，韓戰結束後的二十年間是金日成從整肅異己，接著鞏固其一人獨裁的政權，到最後建立世襲的金氏王朝的一連串過程。以下分段敘述。
朴憲永之死、「八月宗派事件」及一九五七年的大清洗
總括地說，韓戰從軍事上看對北韓是極大的挫敗，從政治上看對金日成卻是極大的成功。當初金日成鼓動史達林同意發動韓戰時，斬釘截鐵地說美國不可能參戰，結果完全錯誤。如果沒有中共抗美援朝，北韓早已滅亡。然而金日成並未因此而垮台，反而藉機嚴厲地指責朴憲永，說原以為北韓出兵後南方游擊隊將會如他所說的那樣地踴躍響應，結果並未發生，所以朴憲永必須為戰敗負責。韓戰尚未結束，朴憲永及一干南勞派的領導幹部已經被以「美國間諜」的罪名起訴，又被開除黨籍，最後全部遭到處決。
一九五六年，當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後批判史達林及個人崇拜時，在場的北韓代表是崔庸健。他在回國後立刻做了報告，金日成卻不承認朝鮮勞動黨有個人崇拜的問題。勞動黨內的延安派及蘇聯派不滿，於是共同計畫發動政變。不料金日成竟先發制人，在八月召開大會時厲聲指責兩派都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屬於「反黨分子」。一部分被點名的人嚇得還沒開完會就急急逃走，越過鴨綠江逃入中國境內。其餘動作稍慢的都被逮捕入獄。
赫魯雪夫和毛澤東分別接到有關「八月宗派事件」的報告，都大怒，決定共同介入，派米高揚和彭德懷一起到平壤。金日成只得把關在牢裡的人都放出來。不過後來東歐連續發生波匈事件，赫魯雪夫在波蘭動亂時下令撤軍，在匈牙利動亂時卻認為是「反革命事件」而出兵鎮壓。金日成暗喜。
一九五七年，毛在中國發起「反右運動」，金日成更喜，但仍按兵不動。同年稍晚，毛澤東在莫斯科舉行十月革命四十週年慶典時見到金日成，突然為一年前干涉北韓的舉動向金日成道歉。金日成大喜，回國後遂毫無顧忌地進行大清洗。蘇聯派及延安派共數千人被處死，另有數千人被下獄、流放或勞改。經此之後，北韓勞動黨內只剩下昔日金日成在中國東北及朝鮮北部從事對日游擊戰時的戰友，即是滿州派及甲山派。
「主體思想」及「千里馬運動」
金日成這時更急於要做的還有一件事，即是擺脫蘇聯及中國對北韓的影響力。他尤其想要淡化中共在抗美援朝時對北韓的援助，因為若不如此，他自己的光環將永遠被掩蓋。金日成於是採用北韓頭號理論家黃長燁的建議，開始提出所謂的「主體思想」。一九六○年五月，金日成發表演講，說：「我們不是在進行他國的革命，是朝鮮的革命。這個朝鮮革命才是黨的思想活動主體。……。有人覺得蘇聯式好，有人說中國式好，但我認為，是時候創造『我們式』了。」
主體思想的目標是追求「政治的自主、經濟的自立，國防的自衛」。說到經濟自立，就不能不提「千里馬運動」。韓戰結束後，北韓也和蘇聯、中共一樣開始推動一系列的三年經濟計畫、五年經濟計畫。一九五七年，金日成聽說大同江邊南埔市有一個煉鋼廠的工人喊出以「千里馬」的速度增產報國，便親臨該敞視察，表示激賞，開始號召國人「以跨上千里馬的氣勢奔馳」，為國家經濟的自立而奮鬥。「千里馬運動」於是轟轟烈烈地展開，結果提前完成經濟計劃的工業生產指標，果如千里馬日行千里。
南、北韓初期政經發展的對照及後期的逆轉
據估計，一九六○年北韓的人均所得達到二五三美元，名列東亞地區的前段，只比日本和香港低，不只比台灣的一六四美元高，更是南韓人均所得八二美元的三倍。北韓之所以如此成績耀眼，其實原因之一是日本占領朝鮮半島時已經決定要進一步侵略中國，所以北方各種重工業工廠及工業基礎遠比南方雄厚。另一個原因是蘇聯、中國及東歐國家也大力協助北韓。至於南韓之所以衰弱，主要是因為韓戰後李承晚政權的官員大多貪汙腐化，社會動盪不安。
當時南韓學生大多痛恨李承晚政權，羨慕北韓，又被北韓的地下人員鼓動，導致南韓不斷地發生反政府及反美運動。一九六○年，南韓爆發「四一九革命」，李承晚被迫出國流亡。但數十萬名學生仍不顧政府阻止，執意要與北韓學生在板門店相聚，共同推動「民族統一」。其結果是朴正熙在美國支持下於次年發動「五一六政變」，並在此後成為南韓唯一的強人，行獨裁統治，長達十八年，直到一九七九年遇刺身亡。不過南韓也因此獲得政治及社會安定，並在美國援助之下發展經濟，快步追趕日本、香港及台灣。
如果僅以一九六○年為觀察點，金日成可說是志得意滿。然而，當中蘇開始交惡後，金日成決定向中國傾斜，更在一九六二年嚴詞批評「蘇修」。赫魯雪夫大怒，下令削減對北韓的援助。不料中國後來爆發文化大革命，也削減對北韓的援助。北韓的經濟由此急轉直下。
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南韓在一九七九年的人均所得已經高達1670美元，北韓的數字世界銀行無法取得，但據日本經濟學者估計只有500美元左右，不到南韓的三分之一。金日成卻繼續擴充武力，企圖再度南侵，又曾多次提議舉行有關南北韓統一的會談。但朴正熙已與美國簽定共同防禦條約，對北韓嚴加防範。
金氏世襲王朝的建立
北韓的情況雖然惡劣，金日成仍是想要鞏固自己的地位。甲山派的老同志後來也都遭到整肅，全部被開除黨籍。金日成因而樹立了個人的絕對權威，同時又為兒子金正日接班鋪路。一九七四年，金正日獲得勞動黨一致公推為金日成的接班人，北韓世襲的金氏政權於是確立。
黃長燁這時又把前述的「主體思想」從國家延伸到對金日成的個人崇拜。朝鮮勞動黨告訴黨員和人民：「首腦是頭，黨是軀體，人民是手足。軀體和手足應當聽從頭腦的指揮。如果沒有頭腦，就失去了生命。……父親給人肉體的生命，領袖賜予人政治的生命。如同在家庭中應當聽從父親的絕對領導一樣，人民應當無條件地團結在領袖周圍，應當以忠、孝來愛戴領袖。」
反對的勢力既已被清除乾淨，再也沒有人敢挑戰其權威，金日成於是光環日盛一日，逐漸成為一尊神祇，如中國的毛澤東一樣。
日本共產黨從親中到自主
日本共產黨人在韓戰爆發後大多逃亡國外。一直到一九五五年日本政治鬆綁，日共領導人野坂參三才結束逃亡，公開現身。在日本歷次國會選舉中，日共的得票率通常低於10％，不過透過與日本社會黨聯合仍具有部分影響力。
日共也分親中及親蘇兩派。由於野坂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要人在延安時期就已建立交情，又獲得中國給予特別貿易補貼，中蘇交惡後親中派就明顯占上風。親蘇派的一部分成員被迫退出，一部分隨其領導人宮本顯治向親中派靠攏。此後日共是由野坂和宮本兩人長期共治，分任日共中央委員會議長和書記長。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宮本訪問中國，獲得毛接見，毛竟當面斥責日共走的是「修正主義路線」。宮本至為錯愕，回國後建議召開日共全黨大會以檢討與中共的關係，最後的決定是與中共決裂，走自己的道路。
一九八二年，野坂參三退休，宮本顯治繼任為日共議長。又過了十年，蘇聯解體，大量解密檔案出現。有人從中發現，野坂在史達林大清洗時竟向共產國際告密，導致多位日共同志被蘇聯內務部逮捕，其中有人遭到處決。由於證據明確，野坂無法抵賴，只得承認曾經犯錯。日共大窘，只得開除野坂的黨籍。
台灣蔣介石的高壓統治及蔣經國接班後的改革
蔣介石政權遷台後，共產黨在台灣已經沒有任何發展空間，不過政府仍然利用中共對台灣的威脅遂行其高壓獨裁統治，但也因此引起許多人不滿。其中反對聲音最大的是《自由中國》。這是一份由胡適和前國民黨要員雷震共同創辦的雜誌，實際上由雷震負責。雷震直接提出「反攻無望論」，認為蔣介石的一切施政是以「馬上要反攻大陸」為基本假設，但不過是藉口，不僅沒有可能實現，又嚴重地影響國家的經濟發展，也阻礙人民對自由、民主的嚮往。雷震又強烈反對蔣介石修憲以便連任總統，最後竟在一九六○年以「為匪宣傳」「涉嫌叛亂」的罪名被起訴，獲判十年牢獄。此後多年，台灣不再有反對的聲音。
由於蔣介石從一九五○年初起就將所有與警察、特務及情治有關的權力都交給兒子蔣經國，後來許多台灣學者和政治受難者將白色恐怖，包括雷震案在內，都歸罪於蔣經國。
不過必須指出，台灣由於政治相對安定，又有美國提供援助，從五○年代起已經有相當程度的經濟發展。六○年代至七○年代初經濟成長尤其迅速，在此期間蔣經國在實質上已逐漸接棒，掌握了政治大權。但蔣經國在思想上與其父明顯不同。一九七五年蔣介石病逝後，蔣經國正式接班，除了繼續推動經濟建設之外，也逐步進行「民主化」及「本土化」的政治改革。所謂的民主化，就是開放地方首長、議會及部分國會自由選舉，容許反對勢力逐步發展。所謂的本土化，就是刻意提拔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使其有機會出任政府要職。
台灣之所以能在八○年代擠身於所謂的「亞洲經濟四小龍」之列，又逐漸建立現代民主政治制度，蔣經國功不可沒。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一九八八年病逝之前曾多次表示在他死後「既不能也不會出現蔣家人或軍人執政的情形」，又為此刻意將自己的兒子和左右手都貶放到國外，使其遠離政治中心。這與前述北韓金日成家天下的作為正好形成強烈的對比。
＊作者業餘研究歷史，現職專業寫作。 2010年出版第一本著作《另眼看歷史－部有關中日韓台灣的多角互動歷史》，榮獲2011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共產世界大歷史：一部有關共產主義及共產黨兩百年的興衰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