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wn指出，歷來沒有澳洲領導人，曾真正解決與中國打交道帶來的負面問題。他們一直僅熱衷於在適當的時候，討論中國這個龐大卻又截然不同的新夥伴，在價值觀及世界視野上構成威脅，而又不欲探討國家自身的恐懼及問題。唯有前總理艾博特（Tony Abbott）曾指出，澳洲對中國的態度，受到「恐懼與貪婪」的情緒驅使。
受「恐懼與貪婪」征服的澳大利亞政治人物的代表就是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這位精通中文、算是半個「漢學家」的頗具學者氣質的政治人物，在美國和歐洲的一些論壇上頻頻為中國辯護，而其女兒及多名家人都在中國或中資公司「發大財」。
親中人士和觀點充斥澳大利亞每一個領域。比如，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中國經濟專家簡·戈利教授（Jane Golley）表示，媒體大量報道的一些安全分析家呼籲疏遠中國的做法「令人沮喪」：「一個人在街上看到標題，認為我們應該脫離中國尋求更多選擇——我很想知道他們有沒有好好想過，這可能意味著什麼，對他們造成怎樣的結果，或許他們的孩子未來會沒有工作。」
戈利的擔心是有道理的，中國確實可以揮舞巨人的魔杖，讓某些澳大利亞人的孩子失去工作。但是，如果對中國百依百順，如果犧牲澳大利亞的核心價值來取悅中國，澳大利亞很快就將淪為中國的一個外省或殖民地。戈利教授願意接受這樣的命運嗎？
面對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澳大利亞終於對中國強硬起來，不再乖乖成為中國狩獵的對象。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表示，破壞兩國關係的是中國而不是澳大利亞，是中國變得好戰而傲慢，他對與中國的關係表示悲觀：「經濟手段報復的風險將會是這場關係當中『新常態』裡一個長期組成部分。」他又指出，澳大利亞在某些問題上堅守原則，不會做交易。「我们是在坚持我们的立场、价值观和那些我们一贯认为重要的事务。」
其內閣多名部長也都發言支持總理。貿易、旅遊暨投資部長伯明罕（Simon Birmingham）指出：「澳洲並不會因為經濟脅迫或恐嚇，而改變我們的國家安全政策立場，更加不會改變我們對重大公共衛生政策的立場。」外長佩恩（Marise Payne）發表聲明強調，提出獨立調查是「原則性呼籲」，告誡中方不要試圖「經濟脅迫」。衞生部長亨特（Greg Hunt）指出，疫情是全球性災難，不進行調查反而相當奇怪，「這不僅符合澳洲利益，而且關乎全人類的福祉」。
那麼，澳洲能從與中國千絲萬縷的關係中脫身嗎？Brown認為，澳洲可以失去中國的投資、學生及其「發展機遇」，並堅持對華為施以禁令。這意味著要在短期內犧牲巨大的利益，並調整長期以來為「恐懼與貪婪」所主導的思維模式。但唯有這樣做，才能讓澳洲長治久安。在與中國脫鉤的同時，應當加大與印太地區其他國家，如印度、日本、南韓、越南、台灣、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的政治及經貿合作，這些國家都是民主國家，與這些國家的合作不會損害澳洲自身的國家利益及價值觀。一個不受中國支配的印太地區及整個世界，才是安全且和諧的。澳大利亞有責任為這種安全與和諧付出代價、做出貢獻。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