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何敢於赤裸裸地恐嚇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呼籲對武漢肺炎疫情的爆發進行全球調查。疫情首先在中國出現，全世界要由此學到教訓，國際社會需要派遣獨立監察員進入中國調查。他說：「我並不認為任何人對病毒的起源還有任何幻想。病毒源自中國，但是世界需要了解的是，疫情如何開始的，我們能從中汲取的教訓是什麼。」
中國立即發出威脅，澳洲若當局堅持要對疫情展開獨立調查，將引發中國消費者對澳方的抵制——既然中方口口聲聲說疫情不是源於中國，而是從美國、意大利、法國乃至挪威傳到中國的（經過中共宣傳部門無孔不入的洗腦宣傳，相當部分中國人對此深信不疑），那麼展開獨立調查不正可以還中國清白嗎？中國為什麼如此害怕獨立調查呢？這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嗎？
《澳洲金融評論》頭版刊登了中國駐澳洲大使成競業的專訪，他批評莫里森要求調查是政治操弄，為了配合美國，又形容推動調查是「危險的」，料澳洲不會得到他國領袖支持，「在如此關鍵的時候提出懷疑、譴責或試圖分裂，只會破壞全球對抗疫所作出的努力」。
成競業警告說，若澳洲堅持獨立調查，中國將對澳洲產品和旅遊業進行抵制——「這將由中國人來決定，也許普通人會問『我們為何要喝澳洲的葡萄酒？吃澳洲的牛肉？』」他又指中國家長會重新考慮是否送孩子到澳洲留學，「中國人民對澳洲現在的所作所為感到受挫、沮喪和失望。長遠來看……如果心情越來越糟，人們就會想到『我們為什麽要去對中國不友好的國家？』遊客們可能會再三考慮」。
果然，中國迅速發佈到澳大利亞的旅行警告，隨即通知澳大利亞，向其出口到中國的大麥加徵百分之八十的高額關稅，並以質量不達標為由把澳大利亞四家主要牛肉出口商列入黑名單，停止進口它們的牛肉產品。這四家肉品企業佔澳大利亞向中國出口牛肉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五，今年的貿易額可能達到三十五億美元。澳大利亞是中國最大的大麥供應國，中國從澳大利進口的大麥佔其大麥出口量的一半以上，每年向中國出口的大麥價值約九點八億至十三億美元。中國人可以完全不消費澳大利亞的大麥、牛肉和葡萄酒，如果共產黨向企業和民眾下命令，他們一定會毫無怨言地忠實執行——中國人靠吃草就能活下來，大麥、牛肉和葡萄酒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
對於中共來說，貿易從來不是貿易，貿易是政治和外交的一個重要槓桿。中共雖然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卻從來都不遵守有關規則，屢屢利用貿易作為政治爭議中的武器。二零一零年，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授予劉曉波和平獎，中國不顧委員會並非挪威政府下設機構而是獨立民間組織，立即報復挪威，停止進口挪威的三文魚，並中斷雙方的貿易談判。二零一二年，中國與菲律賓就南中國海主權問題發生爭端，下令停止進口菲律賓的香蕉，讓菲律賓農民收穫的香蕉白白爛掉。加拿大依法拘捕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之後，中國除拘捕幾位在華的加拿大公民外，還停止從加拿大進口油菜籽油——中國宣佈是因為「產品質量」問題。
中國共產黨控制了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消費市場，控制了十三億人，所有中國公民的消費都被中國共產黨當著「硬實力」的一部分，所以它覺得自己財大氣粗、可以為所欲為。成競業大使氣勢洶洶，盡顯戰狼外交本色；《環球時報》的總編胡錫進更不會閒著，護主心切，兇相畢露——他在微博發表文章指出，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下降多大幅度，澳洲同中國的關係就會大概率下降同等幅度，澳洲對美國的配合甚至比英國更大。疫情後，大家與澳洲做生意，送孩子去那裡讀書，都需要有更多「風險意識」。他甚至使用一個極具侮辱性的比喻，澳洲「像黏在中國鞋底上的口香糖，有時不得不找一塊石頭把它給蹭下來」。習近平掌權以來，中共宣傳系統迎合習近平本人的人格模式，加速向流氓化墮落。
「中國的艾希曼」是澳大利亞培養出來的？
有趣的是，口香糖的比喻，不是胡錫進的發明，而是王立軍的首創，胡錫進剽竊王立軍的創意，不知道在獄中的王立軍會不會向其討要專利費？
那個有趣的情節，是由電視劇編劇周力軍披露的。當王立軍的權勢如日中天時，周力軍奉命前去採訪，計畫以之為人物原型拍攝一部電視連續劇。他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
在撫順的澡堂子裡，我們二人赤條條坐在熱汽蒸騰的水池中，他說了那句一語成箴的話：「我心裡很清楚，我就是當官的嘴裡一塊口香糖，嚼得沒味兒的時候吧唧吐地上，指不定粘在誰的鞋底子下。」我注意到，說完時，他急忙用手捧水抹臉，我知道他流淚了。接著他又說：「人們都說英雄流血不流淚，我現在是流血流汗又流淚。」
既然說到王立軍，不得不再說一說另一位跟他同名不同姓的「力軍」——這位「力軍」地位更高，而「力軍」這樣的名字一看就是文革時代遺留物，那是一個崇尚暴力、崇尚解放軍的時代。這位「力軍」就是剛垮臺的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
孫立軍與澳洲朝野關係密切，亦唸過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大學公共衛生和城市管理系，並在職研究獲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在職學位是中國的發明，什麼時候傳到了澳洲？這個學位究竟有多大含金量，是不是比習近平清華大學博士的含金量高，恐怕只有新南威爾斯大學才能說得清楚。孫立軍有沒有能力用英文寫作碩士論文，其論文水準如何、是不是請人代筆的，應當是記者們可以好好調查的一個好題目。
孫力軍曾任前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祕書，是負責國家政治保衛的公安部副部長——這個職位相當於納粹德國的蓋世太保頭子，是戕害人權、製造恐怖的打手和兇手。擔任這個職位的人，非心狠手辣、殺人如麻不可，我當年就遭受過這個部門的暴徒的酷刑。然而，讓人莫名驚詫的是，孫立軍居然是在澳洲登記結婚，家人全在澳洲，他隻身在中國。海外媒體透露，其妻子李莉在澳洲的銀行帳戶存款竟高達一百多億美元，令人咋舌。
孫立軍被調查後，公安部在一份新聞稿中表示，孫力軍長期以來「無視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不守紀律、不講規矩、不知敬畏、肆意妄為」。公安部在文中將孫力軍與此前落馬的「大老虎」周永康和孟宏偉並列提及，表示要從多方面「肅清周永康、孟宏偉、孫力軍等人流毒影響」，對黨員幹部「妄議中央大政方針、陽奉陰違、當『兩面人』以及執法犯法、貪污腐敗等問題」嚴厲懲罰。難道孫立軍的垮臺跟他在澳大利亞讀過書，受到「資產階級自由化」之影響有關？所謂「兩面人」指的是「黨的忠誠衛士」和「澳大利亞公民家屬」這兩種身份之間的矛盾與衝突？
實際上，孫立軍在澳大利亞取得學位，絲毫沒有讓他對民主、自由、人權、法制等普世價值產生一點認同乃至敬畏，他完全像蓋世太保那樣作惡多端。他的垮臺只是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果，而不是因為他不願同流合污或有「婦人之仁」。
近年來，澳大利亞和很多西方國家的大學熱衷於為中國高官（及其子女）提供學位，天真地以為這樣可達成「和平演變」之目標。結果，西方大學付出的代價是：為迎合這批權貴學生，逐漸放棄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淪為中共遙控的「隨附組織」。在大學裡，可以批評本國的民選領導人，卻不能批評中國的獨裁者。大學甚至取消批評中共的人權活動人士的演講、開除批評中共的學生。
有澳洲學者指出，澳洲的大學自從校內出現大量中國學生之後，意味著這些普遍支持自由制度的機構，竟要依賴與其價值觀截然不同的利害關係人提供資金。澳洲廣播公司的電視節目「四角」，以中共如何滲透澳洲大學為題，探討中國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如何充當潛在的技術間諜。實際上，比偷竊某項技術更可怕的是，他們在大學中製造出如影隨形的「紅色恐怖」，使學術自由蕩然無存。
迷失方向的澳洲，如何找回核心價值？
今天中共對澳洲的侵略，已經超越了太平洋戰爭期間的日本。那時，日本的軍艦和飛機頻頻騷擾澳洲北部海岸，那是一種看得見的威脅；今天中國的做法，則是一場對澳洲核心價值、立國精神和民族靈魂的隱形的腐蝕，就好像鬼魂附體，澳洲淪為被其吸骨吮髓的「宿主」，即將墜入萬劫不復之深淵。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澳中專家 Kerry Brown 認為，澳洲一直以來未能審視其對華態度，導致如此尷尬境地。部分原因在於澳洲地廣人稀。中國的崛起，成為澳洲發展的關鍵角色，對一個人口只有兩千五百萬、海軍人數只有兩萬七千人，卻坐擁大片海岸的國家來說，容易迷失發展方向。加上其地理位置，顯示出國民心態脆弱的一面——儘管位處亞洲附近，直至現時仍不視自己為亞洲國家之一。歐洲人曾是澳洲移民的主要來源，美國則是其國家安全及經濟增長的主要保障，但最近二十年來，澳洲正接收大批來亞洲的新公民，當中許多人來自中國。
Brown指出，歷來沒有澳洲領導人，曾真正解決與中國打交道帶來的負面問題。他們一直僅熱衷於在適當的時候，討論中國這個龐大卻又截然不同的新夥伴，在價值觀及世界視野上構成威脅，而又不欲探討國家自身的恐懼及問題。唯有前總理艾博特（Tony Abbott）曾指出，澳洲對中國的態度，受到「恐懼與貪婪」的情緒驅使。
受「恐懼與貪婪」征服的澳大利亞政治人物的代表就是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這位精通中文、算是半個「漢學家」的頗具學者氣質的政治人物，在美國和歐洲的一些論壇上頻頻為中國辯護，而其女兒及多名家人都在中國或中資公司「發大財」。
親中人士和觀點充斥澳大利亞每一個領域。比如，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中國經濟專家簡·戈利教授（Jane Golley）表示，媒體大量報道的一些安全分析家呼籲疏遠中國的做法「令人沮喪」：「一個人在街上看到標題，認為我們應該脫離中國尋求更多選擇——我很想知道他們有沒有好好想過，這可能意味著什麼，對他們造成怎樣的結果，或許他們的孩子未來會沒有工作。」
戈利的擔心是有道理的，中國確實可以揮舞巨人的魔杖，讓某些澳大利亞人的孩子失去工作。但是，如果對中國百依百順，如果犧牲澳大利亞的核心價值來取悅中國，澳大利亞很快就將淪為中國的一個外省或殖民地。戈利教授願意接受這樣的命運嗎？
面對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澳大利亞終於對中國強硬起來，不再乖乖成為中國狩獵的對象。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表示，破壞兩國關係的是中國而不是澳大利亞，是中國變得好戰而傲慢，他對與中國的關係表示悲觀：「經濟手段報復的風險將會是這場關係當中『新常態』裡一個長期組成部分。」他又指出，澳大利亞在某些問題上堅守原則，不會做交易。「我们是在坚持我们的立场、价值观和那些我们一贯认为重要的事务。」
其內閣多名部長也都發言支持總理。貿易、旅遊暨投資部長伯明罕（Simon Birmingham）指出：「澳洲並不會因為經濟脅迫或恐嚇，而改變我們的國家安全政策立場，更加不會改變我們對重大公共衛生政策的立場。」外長佩恩（Marise Payne）發表聲明強調，提出獨立調查是「原則性呼籲」，告誡中方不要試圖「經濟脅迫」。衞生部長亨特（Greg Hunt）指出，疫情是全球性災難，不進行調查反而相當奇怪，「這不僅符合澳洲利益，而且關乎全人類的福祉」。
那麼，澳洲能從與中國千絲萬縷的關係中脫身嗎？Brown認為，澳洲可以失去中國的投資、學生及其「發展機遇」，並堅持對華為施以禁令。這意味著要在短期內犧牲巨大的利益，並調整長期以來為「恐懼與貪婪」所主導的思維模式。但唯有這樣做，才能讓澳洲長治久安。在與中國脫鉤的同時，應當加大與印太地區其他國家，如印度、日本、南韓、越南、台灣、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的政治及經貿合作，這些國家都是民主國家，與這些國家的合作不會損害澳洲自身的國家利益及價值觀。一個不受中國支配的印太地區及整個世界，才是安全且和諧的。澳大利亞有責任為這種安全與和諧付出代價、做出貢獻。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