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哥大社會系裡有一位也很有名的教授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 1855-1931），除在社會系裡講社會學外，也授文化史一門課。胡適沒有選他的課，他說：「我聽他的第一堂課以後，我就未再上他的班了； 雖然我仍然欣賞他的著作。」蔣廷黻上過他的課研究社會學，他說：「他授課可以說是一篇經過充分準備的演講詞，從不偷工減料。」蔣廷黻受吉丁斯的影響比胡適大。蔣廷黻在其博士論文〈勞工與帝國〉（Labor and Empire）的序言裡曾致謝三位教授，謝謝他們對他在哥大求學時啟迪良多，對他影響很大，吉丁斯是其中之一。其他兩位都是歷史系裡教歐洲史的教授，一是沙帕爾（William R. Shepherd），另一是海斯（Carlton J. H. Hayes）。在康乃爾時胡適是主修哲學，副修是英國文學和經濟學。他轉學到哥大後主修仍是哲學，但是兩個副修，改了。因為他在康乃爾經濟學念得不是很好，所以轉學到哥大後，他的一個副修改念政治理論，第二個副修是漢學（Sinology），這是當時哥大新設立的丁龍漢學講座（Dean Lung Professorship of Chinese）教授夏德（Friedrich Hirth, 1845-1927）的建議。夏德是德國人，當時在西方，優秀傑出的漢學家都是歐洲人。夏德的名著《中國上古史》及《中國和東羅馬的交通史》深受歐美學術界所重視。夏德是哥大重金聘來，但是他非常煩惱，因為不僅沒有學生找他做主修老師，連找他做副修老師的也沒有。他乃邀請胡適，胡適欣然同意，胡適晚年回憶，「夏德先生待我甚好。他不但領導我參觀哥大那個他所協助建立的小型中文圖書館，他還把他那豐富的中文典籍的收藏全部讓我使用。」
胡適與夏德相處甚得，胡適說有時夏德會與他談一些很有趣的故事，有些故事還是拿他自己來開玩笑的。直至今日（一九五八年）胡適說還能記得夏德講他幫中國駐紐約總領事口頭翻譯的故事。他說，那時這位中國駐紐約總領事要離職回中國，紐約市商會為他設宴餞行，夏德應邀為那位總領事做翻譯，他是哥大中文系教授，當然不能推辭。當這位總領事站起來致辭時，講的是一口福州話，福州話在中國方言裡算是一種十分難懂的方言之一，他一句話也聽不懂，大起恐慌，認為這一下砸鍋了，但是事到臨頭，他不能說他不懂福州話，乃情急生智，裝出他洗耳恭聽的樣子，默不作聲並且還記筆記。當總領事演說完畢，夏德乃站起來用英語講他自己編的一套：「我（總領事）這次離開紐約回國，心理上充滿了一喜一悲的矛盾感。喜的是即將重返祖國與親人久別重聚； 悲的是與紐約諸位新交舊識從此握別。」當夏德「翻譯」完畢後全場熱烈鼓掌。胡適晚年回憶說：「以上便是夏德教授告訴我的故事之一。我仍然至今未忘。」夏德有急智，他的「翻譯」可說是超越嚴幾道「信、達、雅」標準的另外一種上乘「翻譯模範」了。
＊作者湯晏，美國紐約大學歷史系博士。著有《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葉公超的兩個世界：從艾略特到杜勒斯》、《蔣廷黻與蔣介石》，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青年胡適，1891-1917》（春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