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九一五年胡適轉學到哥大時，杜威在哥大已經十年。胡適喜歡實驗主義，喜歡杜威，轉學到哥大來拜杜威為師，他的方向是正確的。胡適在其《口述自傳》中說：「這幾年（指一九一五年胡適初進哥大時）正是哥大在學術界，尤其是哲學方面，聲望最高的時候。杜威那時他一生中最多產的時期。」在哥大除杜威外，在哲學系裡其他有名的教授很多，如專治希臘哲學的烏德瑞（Frederick J. E. Woodbridge），他在研究所裡教哲學史，那時他兼任文理學院的院長職。其他如在哲學系有一名教授教授芒達基（William P. Montague），他的哲學是特別強調客觀現實主義（objective realism）與批判現實主義（critical realism）有別。他是當時歐美六個現實主義者（realists）之一。其他如教倫理學的教授厄德諾（Felix Adler），他是美國倫理文化學會（The Society of Ethical Culture）的發起人。這個學會基本上是沒有宗教色彩的。
唐德剛在《胡適口述自傳》裡附有一個注解說自己在紐約就是在這個文化協會裡沒有菩薩的「廟裡」用非宗教儀式結婚的。胡適晚年回憶說：「當時哥大的哲學系實是美國各大學裡最好的哲學系之一。」胡適說他在哥大做學生的時候，哲學系裡的教授陣容堅強，一時之選，其實當時哥大除哲學系外，文科其他各系名教授很多，大師如林，如歷史系、政治系、社會系及教育系在學術界也同樣享負盛名。
在歷史系裡，大名鼎鼎的畢爾（Charles Beard），其名著《美國憲法之經濟詮釋》（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以經濟史的觀點來詮釋美國憲法，對於美國立國先賢有很不好聽的激烈批評，因此成為眾矢之的，十手所指，指責他褻瀆聖賢。畢爾於一九一七年因美國參戰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巴德勒校長解雇了兩名反戰教授，憤而辭職。在歷史系裡另一位大牌教授羅賓遜（James Harvey Robinson），他是以宣導新史學的鼻祖飲譽士林，這兩位當時在哥大都是頗有盛名大史家，當一九一九年蔣廷黻進哥大時畢爾才離開哥大到紐約下城去創辦社會研究新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現已改名為新學院大學（New School University ，這個學校以前沒有大學部，只有碩士班及博士班）。
一九一九年蔣廷黻進哥大時主修近代歐洲史，畢爾及羅賓遜已離開哥大，但那時哥大歷史系裡的教授仍然人才濟濟。蔣廷黻晚年回憶說，他沒有機會受業於羅賓遜門下，甚為遺憾。胡適在晚年回憶，他也有點遺憾在哥大沒有選修羅賓遜的課，他說：在文科裡「有很多大牌教授，可惜我不能在歷史系花太多的時間。我最大的遺憾之一便是在歷史系裡沒有選過一門全課。當時最馳譽遐邇的一門，便是羅賓遜教授的『西歐知識階層史』（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the Intellectual Class of Western Europe）。這門課事實上是一門討論各時代西歐文明的思想和文化運動史，這門課在學術圈內享有盛名」。羅賓遜教授印有授課大綱和參考書目發給學生。胡適說：「我讀了這些大綱之後，覺得它極有用。但是我最大的遺憾便是沒有選修這門啟蒙的課程。」
在政治系裡有一位很有名的教授，那時他同時在歷史系及政治系裡開課，便是鄧寧（William A. Dunning），他是政治理論史的權威。他是哥大訓練出來的大學者，他大學部在哥大念的（一八八一級的校友），一八八五年在母校獲博士學位。隨即留校執教。胡適上過他的課，胡適說他是近代政治理論史的開山宗師。可是他晚年回憶說，現在（一九五八年寫《口述自傳》時）看起來，他已成為「舊學派的代表。但是在那時他卻是這一行的拓荒者」。胡適又說：「在其所著專門討論上古和中古時期的《政治理論史》的第一版序言裡，他就說在他以前，英語民族國家、德意志以及其他歐陸各國還沒有過類似的著作。」《政治理論史》又譯《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ies）。
胡適說鄧寧：「並不長於講授，但如今事隔四十餘年，我仍然記得那位和藹而衰邁的老教授。在那一年的冬季，他每次上課時，先要在教室四周張望一下，然後把所有的窗戶都關閉好，又在他衣袋裡取出一個小帽子戴在頭上，這才開始講課。」當蔣廷黻上鄧寧教授的課時，他的年紀更大了，他的傳世之作《政治思想史》第三卷也已完成，他的名聲更大。也在這個時候（蔣廷黻在哥大的時候），哥大來了一位英國人，三十歲不到的年輕教授，此即日後鼎鼎大名的費邊社大將拉斯基（Harold J. Laski）。蔣廷黻說他上午去聽鄧寧的課，下午去聽拉斯基。他們兩人風格（style）南轅北轍，不僅年齡上相差一半以上，他們的理論學說亦大相徑庭，教授的方法亦截然不同。拉斯基善雄辯，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且記憶力驚人，上課時常喜歡引經據典，有時講一個問題如脫韁野馬。蔣廷黻說：「拉斯基教授以其雄辯滔滔的口才懾服了我們。」
與拉斯基正相反，鄧寧則年高德劭，雖不善辭令，但他不獨斷，也不太重視教條，僅提出對某些問題的看法。蔣廷黻說：「他認為：如果學生肯考慮他所提出的看法，加以深思的話，他們一定會瞭解政治學說的最終問題是政權的性質問題，政治家的最終目的是保護政權。在政權穩定的時候，大學教授似乎用不著強調穩定政治的困難。」蔣廷黻晚年回憶說：「從那時起，我就感到有些國家的人民，連最低限度的穩定都做不到，而穩定政權，建立秩序乃是一國政治的基點。若干年後，我越發認為鄧寧教授的見解是高明的。」鄧寧的學說對美國影響很大，特別是在南方。他同情南方黑人，卻支持南方軍，但南方軍反對解放黑人，他的信徒後來成為共和黨骨幹。他是美國歷史學會（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創始人。蔣廷黻在他回憶錄中說，拉斯基對世界很多地方也發生極大的影響。他風靡了英國、亞洲，特別是印度。
當時政治系裡的教授也是人才鼎盛，如莫爾（John Bassett Moore）他教國際公法，那時他是一個很著名的學者，凡是歷史系或政治系的學生都要搶著選他的課，在中國學生裡他教過顧維鈞及蔣廷黻，因為在他們的回憶錄裡都講到莫爾教授。莫爾對中國留學生非常友好，他每年都會到哥大中國同學會演講，他來講演的日子，通常是挑選在十月十日即雙十節，中華民國的國慶日。他很器重顧維鈞，當顧維鈞在哥大讀書時，有一次顧希望莫爾幫忙他在哥大學生報《觀察報》（Columbia Daily Spectator）上發表文章，由於莫爾推薦，顧不但能在觀察報上發表文章，後來還擔任該報總編輯。莫爾強調說自從顧維鈞擔任總編輯後，《觀察報》可讀性就提高了。顧維鈞（1887-1985）為中國早期留學生中佼佼者。一九○四年進哥大，一九○八年畢業，一九一二年獲博士學位。在哥大讀書時，除擔任《觀察報》總編輯外，還參加哥大田徑隊及辯論會，代表哥大與康乃爾大學庫克（Eli Cook）辯論，顧維鈞擊敗庫克，這個消息，當時在哥大校園裡是頭條新聞。顧維鈞在哥大完成學業歸國，擔任袁世凱總統的英文祕書，《紐約時報》曾有報導，詳見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紐約時報》。
莫爾生於一八六○年，卒於一九四四年。當蔣廷黻上他課時，莫爾已是一個年近花甲的老教授了。蔣廷黻是他在哥大教的最後一個中國學生。一九二四年他就離開了哥大，參加政府公職，初在國務院，任副國務卿，後來提名擔任海牙國際法院法官。一九六六年美國郵政總局發行一套名人郵票，其中面值最高額的五圓人像即是莫爾。不是哥大所有的名教授都會登上郵票的，據我所知哥大至少有三位教授上過郵票的。除了莫爾外，杜威是一位，他的郵票是於一九六八年發行，面額是二角（二十分），跟莫爾在同一套郵票裡。另一位是哥大人類學系女教授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 1887-1948），一九九五年美國郵政局發行一枚面額四十六分的美國名人郵票，即是她。
當時哥大社會系裡有一位也很有名的教授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 1855-1931），除在社會系裡講社會學外，也授文化史一門課。胡適沒有選他的課，他說：「我聽他的第一堂課以後，我就未再上他的班了； 雖然我仍然欣賞他的著作。」蔣廷黻上過他的課研究社會學，他說：「他授課可以說是一篇經過充分準備的演講詞，從不偷工減料。」蔣廷黻受吉丁斯的影響比胡適大。蔣廷黻在其博士論文〈勞工與帝國〉（Labor and Empire）的序言裡曾致謝三位教授，謝謝他們對他在哥大求學時啟迪良多，對他影響很大，吉丁斯是其中之一。其他兩位都是歷史系裡教歐洲史的教授，一是沙帕爾（William R. Shepherd），另一是海斯（Carlton J. H. Hayes）。在康乃爾時胡適是主修哲學，副修是英國文學和經濟學。他轉學到哥大後主修仍是哲學，但是兩個副修，改了。因為他在康乃爾經濟學念得不是很好，所以轉學到哥大後，他的一個副修改念政治理論，第二個副修是漢學（Sinology），這是當時哥大新設立的丁龍漢學講座（Dean Lung Professorship of Chinese）教授夏德（Friedrich Hirth, 1845-1927）的建議。夏德是德國人，當時在西方，優秀傑出的漢學家都是歐洲人。夏德的名著《中國上古史》及《中國和東羅馬的交通史》深受歐美學術界所重視。夏德是哥大重金聘來，但是他非常煩惱，因為不僅沒有學生找他做主修老師，連找他做副修老師的也沒有。他乃邀請胡適，胡適欣然同意，胡適晚年回憶，「夏德先生待我甚好。他不但領導我參觀哥大那個他所協助建立的小型中文圖書館，他還把他那豐富的中文典籍的收藏全部讓我使用。」
胡適與夏德相處甚得，胡適說有時夏德會與他談一些很有趣的故事，有些故事還是拿他自己來開玩笑的。直至今日（一九五八年）胡適說還能記得夏德講他幫中國駐紐約總領事口頭翻譯的故事。他說，那時這位中國駐紐約總領事要離職回中國，紐約市商會為他設宴餞行，夏德應邀為那位總領事做翻譯，他是哥大中文系教授，當然不能推辭。當這位總領事站起來致辭時，講的是一口福州話，福州話在中國方言裡算是一種十分難懂的方言之一，他一句話也聽不懂，大起恐慌，認為這一下砸鍋了，但是事到臨頭，他不能說他不懂福州話，乃情急生智，裝出他洗耳恭聽的樣子，默不作聲並且還記筆記。當總領事演說完畢，夏德乃站起來用英語講他自己編的一套：「我（總領事）這次離開紐約回國，心理上充滿了一喜一悲的矛盾感。喜的是即將重返祖國與親人久別重聚； 悲的是與紐約諸位新交舊識從此握別。」當夏德「翻譯」完畢後全場熱烈鼓掌。胡適晚年回憶說：「以上便是夏德教授告訴我的故事之一。我仍然至今未忘。」夏德有急智，他的「翻譯」可說是超越嚴幾道「信、達、雅」標準的另外一種上乘「翻譯模範」了。
＊作者湯晏，美國紐約大學歷史系博士。著有《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葉公超的兩個世界：從艾略特到杜勒斯》、《蔣廷黻與蔣介石》，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青年胡適，1891-1917》（春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