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拉斯基正相反，鄧寧則年高德劭，雖不善辭令，但他不獨斷，也不太重視教條，僅提出對某些問題的看法。蔣廷黻說：「他認為：如果學生肯考慮他所提出的看法，加以深思的話，他們一定會瞭解政治學說的最終問題是政權的性質問題，政治家的最終目的是保護政權。在政權穩定的時候，大學教授似乎用不著強調穩定政治的困難。」蔣廷黻晚年回憶說：「從那時起，我就感到有些國家的人民，連最低限度的穩定都做不到，而穩定政權，建立秩序乃是一國政治的基點。若干年後，我越發認為鄧寧教授的見解是高明的。」鄧寧的學說對美國影響很大，特別是在南方。他同情南方黑人，卻支持南方軍，但南方軍反對解放黑人，他的信徒後來成為共和黨骨幹。他是美國歷史學會（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創始人。蔣廷黻在他回憶錄中說，拉斯基對世界很多地方也發生極大的影響。他風靡了英國、亞洲，特別是印度。
當時政治系裡的教授也是人才鼎盛，如莫爾（John Bassett Moore）他教國際公法，那時他是一個很著名的學者，凡是歷史系或政治系的學生都要搶著選他的課，在中國學生裡他教過顧維鈞及蔣廷黻，因為在他們的回憶錄裡都講到莫爾教授。莫爾對中國留學生非常友好，他每年都會到哥大中國同學會演講，他來講演的日子，通常是挑選在十月十日即雙十節，中華民國的國慶日。他很器重顧維鈞，當顧維鈞在哥大讀書時，有一次顧希望莫爾幫忙他在哥大學生報《觀察報》（Columbia Daily Spectator）上發表文章，由於莫爾推薦，顧不但能在觀察報上發表文章，後來還擔任該報總編輯。莫爾強調說自從顧維鈞擔任總編輯後，《觀察報》可讀性就提高了。顧維鈞（1887-1985）為中國早期留學生中佼佼者。一九○四年進哥大，一九○八年畢業，一九一二年獲博士學位。在哥大讀書時，除擔任《觀察報》總編輯外，還參加哥大田徑隊及辯論會，代表哥大與康乃爾大學庫克（Eli Cook）辯論，顧維鈞擊敗庫克，這個消息，當時在哥大校園裡是頭條新聞。顧維鈞在哥大完成學業歸國，擔任袁世凱總統的英文祕書，《紐約時報》曾有報導，詳見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紐約時報》。
莫爾生於一八六○年，卒於一九四四年。當蔣廷黻上他課時，莫爾已是一個年近花甲的老教授了。蔣廷黻是他在哥大教的最後一個中國學生。一九二四年他就離開了哥大，參加政府公職，初在國務院，任副國務卿，後來提名擔任海牙國際法院法官。一九六六年美國郵政總局發行一套名人郵票，其中面值最高額的五圓人像即是莫爾。不是哥大所有的名教授都會登上郵票的，據我所知哥大至少有三位教授上過郵票的。除了莫爾外，杜威是一位，他的郵票是於一九六八年發行，面額是二角（二十分），跟莫爾在同一套郵票裡。另一位是哥大人類學系女教授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 1887-1948），一九九五年美國郵政局發行一枚面額四十六分的美國名人郵票，即是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