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年中，老毛奇最感興趣的，是之後在參謀本部發展為支配性領域的鐵路發展。1841年，他剛結束四年的鄂圖曼帝國軍事顧問任務回國，就加入柏林—漢堡鐵路公司的董事會。普魯士已開始發展鐵路運輸，但陸軍對這個新的交通工具仍很陌生。1839年時，曾用鐵路將8000名部隊從柏林運到波茨坦（相距35公里）參加演習；1846年，第6軍的12000名部隊被送到克拉科夫（Krakow，波蘭舊都，與該軍駐地相距272公里）；1850年代初期，擔任第8軍參謀長的老毛奇在該軍演習中也使用了鐵路運輸。
這些小規模的嘗試，並未能觸及戰時大規模動員的複雜問題，結果導致了嚴重的軍事災難。1850年5月，與奧地利的關係進入衝突一觸即發的危機（德意志聯盟事件），普魯士陸軍利用鐵路動員49萬人，但整個動員過程用了超過兩個月才完成。軍方專用的鐵路運輸計畫付之闕如，鐵運使用的是既有民營公司的設備與人員，運兵列車只是簡單地插入正常鐵路班次表中。這些載著軍人的列車經由單軌路線悠閒地一站一站行駛；後勤補給的問題完全沒有考慮到，連專責軍官都忘了任命，全部委託商務部負責運送。部隊抵達前線預定部署地區的先後，居然與戰鬥序列完全不符；後方區域中，後勤補給與醫院單位全部亂成一團；砲兵與騎兵部隊缺乏足夠馬匹，就算馬匹送到，也沒有草料。最後這些失敗的戰爭準備導致11月在奧洛摩次（Olomouc, Olmütz）政治與外交的屈辱與挫敗，德意志聯盟被奧地利強迫解散。
當時為砲兵團軍官的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1888-1891年參謀總長，1900年庚子拳亂時八國聯軍統帥），與野戰軍參謀長的老毛奇，都親身經歷這個動員混亂，體認到重新思考鐵路動員體系的重要性。
1848-1850年間軍事計畫制訂與軍隊組織之間的落差，在這個挫敗中明顯暴露出來。普軍承平時期的兵力為20萬人，戰時動員後可達64萬人。參謀本部由1位中將擔任參謀總長，4位上校處長，以及14名尉級軍官。其下為9個野戰軍共計18個師，部隊參謀部共有27名校級參謀長，與18名上尉擔任助手。總數為64名的參謀軍官中，只有28 %在柏林任職。軍隊動員工作的主要負責單位為戰爭部與各野戰軍，部隊參謀部的規模大於參謀本部，而他們與柏林的關係卻很鬆散。部隊參謀長的軍階與本部處長相同，雖然他們是參謀總長的下屬，但在日常工作上直接由所屬軍、師級上司指揮；年度人事考核報告，也是經由軍區的指揮將領簽名後呈報戰爭部，與本部的關係難免益形疏遠。由於戰爭動員的命令來自戰爭部，而部隊參謀部的參謀為自己的直屬上司效力，參謀本部實質上被排除在計畫指揮體系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