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封信接下來提醒讀者，「然而，一定不能遺忘的是」燒殺與破壞很大一部分是清方所為，而太平軍造成的破壞則是出於自衛才釀成的，或者是新近招來的新兵，而不是自廣西的老天軍們做的。楊格非告訴他的倫敦讀者們說，這些死者多數是自殺，而非直接死於戰爭，因此，儘管他們很可憐，但卻不那麼值得基督徒憐憫。這段陳述儘管強調了破壞的程度及其激發的悲愴之情，但最終把重點轉移至朝廷的難辭其咎以及太平軍的無辜上，也把這位旅行者的政治與宗教同情投射到他看到的荒涼慘境上去了。
很多外國人特別提到為數眾多的跳水自殺者，其中很多是婦女。例如，住在浙江的一位傳教士見證者寫道：
我自己在三北看到，那裡的好多池塘不久前都還塞滿了女屍—這些婦女自沉溺死，將此作為逃脫的唯一希望。在杭州，據說一個禮拜就死了五萬至七萬人，而其中多數是自殺。
一八六○年，一位太平軍佔領區的到訪者觀察到，蘇州周邊數以百計的屍體還暴露在外；「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士兵所殺，但很多人是出於愚癡而自溺身亡的—中國人在慌亂的時候經常這樣做。」 一本二十世紀早期、由美國駐杭州副領事所寫的一本旅行指南，在戰爭結束約四十年後出版。書中寫到杭州城的主要購物街道曾經熙熙攘攘，「堂皇的店舖一間接著一間」，但這條街道卻在一八六一年化為一長條焦黑的破瓦殘礫，而其中尚有數以千計面目全非的男人、女人和小孩的屍體。這本書還提到屍體堵塞了杭州城的水道：
運河擠滿了屍體，這些屍體是在恐怖統治開始的前幾天即自殺的人們，其數量太多以至於那些後來也希望結束自己生命的人找不到足夠的水來淹死自己。在巨大的恐懼中，人們衝出西門，自沉於西湖，以至於「人可以踩在屍體上朝湖心走上半里路那麼遠」。
這些有關集體溺水自殺的敘述，一方面看似描述了一個非常真實的現象，另一方面，這些外國作者也用他們所理解的中國特殊道德體系（以及這個體系對女性所產生的過大影響），來強調暴力的後果。對於十九世紀的中國觀察者而言，這些自殺行為表現了集體的美德，克盡了基本人倫關係的責任，因此也是值得紀念並得到官方旌表的行為。然而，對當時的西方讀者而言，這些自殺行為表現了一種不可思議的異族道德觀。
解讀這些殘破景象的時候，有些外國人採用的常規意象與中國作者使用的很相似，但中外作者處理的問題不同，這些問題的情感共鳴與力量也不同。畢竟，這硝煙下的斷垣殘壁並非這些外國人的家鄉。英國傳教士艾約瑟（Joseph Edkins）曾到南京拜訪太平軍領袖之一的洪仁玕。他這樣描寫通往太平軍佔領下的江蘇省無錫的道路：
到無錫的路也是一片荒蕪。道路兩邊半哩之內的土地都無人耕種，長長的荒草取代了原有的水稻和其他作物。道路兩旁隨處是無人收斂的屍骨。曝曬數月之後這些屍骨已經變白。在善心人士埋葬他們之前，這些屍骨會一直暴露於此。
就像我們在曾國藩的描述中看到的那樣，雜草叢生再次成為殘敗景象與農事荒廢的象徵。四散的白骨暗示著人類社群的消失與令人絕望的破壞。死者們沒有姓名，也沒有個人特徵，名副其實的被剝奪到只剩下白骨一具。很多時候，根本無法辨識他們是大清臣民還是太平軍的支持者。他們不再是精確意義上的人，即使是他們的親人也無法認出他們。實際上，他們是江南地區作為死亡之土的標誌，或是中國作為荒原、作為無人統治（或是無法統治？）之地、作為他者的標誌。
＊作者梅爾清（Tobie Meyer-Fong），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東亞研究所主任。主要研究清朝歷史，研究方向包括城市史、文化史、社會史和女性史。曾於2007-2018年擔任《清史問題》（Late Imperial China）期刊主編。曾著有《清初揚州文化》一書。本文選自作者新著《躁動的亡魂：太平天國戰爭的暴力、失序與死亡》（衛城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