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中、西方時人的描繪，呈現了一幅戰爭蹂躪下死屍遍野的景象。當時的中、西方資料不少都講到踩著群屍走路，或船行於屍體壅塞的水域時的可怕感受。「白骨遍野，雜草叢生」這個源自古書的標準意象，被大量用來形容人們在十九世紀的中國經驗。這些白骨和無主屍骸一方面反映社會失序，一方面也對社會秩序構成潛在威脅。在一個治理有方的世界裡，死者的屍體不會暴露在外，而且會被小心處理。放任屍體不管，或更糟的，讓屍體遭到野獸或盜匪的侵犯，會使這些死者變成厲鬼，並危及生者的社群。就像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說：「屍骨如果沒有紀念性標識，就等於失去了身分，失去了在歷史上的位置，也失去了家人，而家人的作用就是保存記憶。屍骨沒有時間性，是匿名的，而且無親無戚。」
在一個人口大量死亡的時期，四散的屍骨不斷昭示著死亡與治理失敗。這些屍骨失去了得到追念儀式的基本權利，也失去了它們在家鄉、在父系家族中的位置，因而被徹底地非人化了；於是，這些四散的屍骨不可避免地嘲諷著遺棄它們的家族和國家。因為這些原因，暴露的屍體成為公共焦慮的來源之一，也激勵（廣義定義下的）掌權者採取行動。確實，就像我們會在下一節看到的那樣，透過埋葬死者，地方善會不只是象徵性地取代了死者的親屬，也取代了先前聲稱自己是死者善後主力的朝廷。
許奉恩，安徽桐城人。一八六○年太平軍攻打杭州城時，他正在杭州擔任幕僚。許奉恩在回憶錄中寫道，他聽到成群的太平軍喊著要殺「妖」（即清朝官員與他們的追隨者），而同時又在姦淫婦女、襲擊逃難者；他們放過那些交出錢財的人，而那些無錢可交的人則被他們一刀結束性命。許奉恩還回憶起自己看到太平軍燒毀了城外的房子，烈燄照亮了夜空，讓黑夜恍如白晝。他描述城中的街道屍體壅塞：
惟街衢屍積如山，所見者凡三必須越屍而過。既至太平門，門以內屍盡滿，無隙罅，相與移屍，傴僂彳亍乃得出。
在這裡，敘述者自己就像是活在無名死者之間的一具行屍走肉。他繼續描述說，他往東走到清泰門，發現這一街區也到處是面目全非的屍體。在許奉恩充滿地理細節、具體直接的描述中，杭州以死亡之城的面目出現。身為同知的幕僚，處理屍體似乎是許奉恩工作的一部分。他鉅細靡遺地描述他如何幫忙掩埋成堆的、無人認領的無名屍。許奉恩曾與一位才華洋溢的獨特女詩人比鄰而居，此女還曾與許奉恩及同知詩文唱和。這位女詩人曾活在一個由文明的人際關係構成的時代；因此，她的死去，以及她屍體的遺失，象徵著這個時代的永遠消失。這位女詩人死得慘烈—她因譏諷太平軍而遭砍殺，遺體一直下落不明。
對很多觀察者來說，戰爭的恐怖和戰後縈繞不散的淒涼是由很多意象和經驗構成的；而在這些意象和經驗中，又以他們在江南遇到成堆無人認領的無名屍和四處散落的白骨最為顯著。有一位作者回憶當時的一次旅程，寫道，他途經安徽時，每踏出一步他的腳都會碰到屍體，而這些屍體仍留有餘溫；他覺得，人到了這一步真不如螻蟻。他也看到了一些橫屍路上、衣服被剝光且被砍頭的「長毛」，認為他們應該是被當地百姓所殺。一八六○年，《傳教士雜誌與編年史》（The Missionary Magazine and Chronicle）發表了楊格非（Gri_th John）牧師的一封信，信中描述說，他在一個可怕的夜晚乘小船穿行「在高度腐壞的屍堆中」。
這些屍體本身就是對戰爭及其發動者的沉默控訴。當了好一陣子太平軍俘虜的李圭，在其回憶錄〈思痛記〉中談及一個滿是屍體的房子：死者多到活人都沒地方睡覺。他還描寫了一個大村莊的殘破景象：
臨河大樹以百計，樹下個有死屍一二具，反縛樹身，肢體焦黑無完膚，樹亦無枝葉。
對李圭而言，這些屍體是交戰雙方對江南百姓施暴的無聲證據。死者屍體被賤待，甚至遭到褻瀆。在遺體被肢解、被惡意破壞後，他們身後的人性被剝奪了。對戰爭暴行的類似記憶隱含了種種質疑：在戰後，朝廷是否還是值得尊敬並效忠的對象？戰後的歷史書寫，是否應該堅持把這場戰爭描述為一場擊敗太平軍、重新征服江南的正義之戰？
除了擔心沒有下葬的屍體會變成厲鬼之外，當時的資料顯示人們還很擔心疫病問題。當曾國荃（一八二四－一八九○）在一八六一年包圍太平軍重鎮安慶時，他的兄長湘軍將領曾國藩寫信給他，表達了憂慮：
弟處殺人甚多，腥臭之氣，嚴暑熏蒸，恐易生病，又加日夜防守，余實不放心。宜將賊屍設法埋之，或用舊船載棄大江之中，何如？
在之後的一個禮拜，曾國藩還是很擔心屍臭的問題，建議弟弟應該試著焚燒一些乾大黃。大黃是一種常見藥材，也是製香的原料，焚燒後可減輕異味並降低疫病傳染的風險。
關於平民死難者的問題，無人收殮的屍骨意味著戰爭受害者的無辜與無助，也代表著戰爭倖存者所要面對的道德和身體挑戰。根據李圭的說法，被迫行軍穿越江蘇南部的俘虜，如果太虛弱而跟不上隊伍的話，就會在蹲下想休息一會兒的時候被砍死，他們的屍首會被棄於路邊。這一帶遍布水道，而那些想要跳水逃跑的人，會被刺死或射死，百人之中無一人得以倖免，以致最後水都被染紅了。還有一次，李圭驚恐地發現自己赤腳踩穿了一具腐爛屍體的胸腔；當時泥地上遍布腐屍，而如果他自己不站好而被踩踏，或是惹怒走在他前面的太平軍而被殺掉，也會讓自己變成一具腐屍。
在《辛酉記》（第六章會更詳細討論這部作品）中，作者張光烈回憶說，遍布杭州街巷無人過問的屍體，是他戰時經驗的重要部分。例如，他提到，當杭州在一八六○年被太平軍短暫佔領後，他們一家回到杭州城，發現沿途「屍骸橫臥，血水盈盈」。後來，在母親死後，張光烈與照顧他的僕婦在浙東流浪，其間也躲藏在「叢屍中」。當時，死者給這位身心俱疲的男孩與他的褓母提供了不可思議的保護。在金長福的詩中，他認為那些對壅塞道路的死嬰、死童視而不見的人，比那些逃走的人更可悲；在正常情況下人們應該無法承受這種童屍遍野的場景，而那些已經習慣的人，真的是相當可悲。
時任湘軍統帥和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在一八六三年提交給皇帝的奏摺中，描寫了皖南的慘況，提到了遍野的白骨：
自池州以下，兩岸難民皆避居江心洲渚之上，．．．．．．，狀者被擄，老幼相攜，草根掘盡，則食所親之肉。風雨悲啼，死亡枕藉．．．．．．。徽池甯國等屬，黃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
在這裡，曾國藩用傳統的災難意象來描述這個殘破省份承受了多大的災難。這讓我們又一次看到，吃自己親人的肉被當成了紐帶斷裂的標誌。成山的屍骨暴露於「風雨悲啼」之中，違背了自然秩序和道德秩序。「黃茅」讓人想起墳場與死亡，因此成了死者的借代，而「白骨」也因意涵相似，而與「黃茅」配對出現。第二年，幾乎一模一樣的意象出現在曾國藩的另一道奏摺中—這次是為了請求減免皖北的稅賦。然而，雖然這些意象十分老套，曾國藩仍用它們來強調這場浩劫無以復加、無可言喻的性質。在他的奏摺中，死人的骨頭象徵著徹底的破壞，象徵著朝廷採取減免賦稅等特別措施的必要性，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生者與土地回歸農業生產。
外國人的江南旅行見聞錄，無疑為巨大的死亡人數提供了佐證。大部分人都描述了一個雜草叢生、白骨遍野、屍首壅塞水道的景象。例如，英國領館一名工作人員在一八六一年三月往返於上海與南京時寫道：
四處都述說著同一個悲傷的故事。在我們的旅程中只看得到毀滅。［大運河］兩岸往內陸延伸一英哩內的土地全是荒煙蔓草，而被太平軍當作交通要道的縴道，則像是被挖得底朝天的墳地。人的遺骸橫七豎八倒臥在地上．．．．．．如果說縴道上尚有殺戮的痕跡，運河水道則隱藏了更多受害者的遺體。
在一封寫給倫敦傳道會的信中，楊格非牧師描述了一八六○年夏天他從上海行經蘇州時所看到的情景：
城鎮與村莊都是一片悲傷至極的景象。這些曾經繁榮的市集現已徹底荒涼，成千上萬的房屋被燒成灰燼。到處可見孤獨的老頭或老嫗獨步履蹣跚、顫顫巍巍地走在斷垣殘壁之中，因周遭的殘敗不堪而沉思、啜泣。除了這些景象，不斷映入眼簾的死屍也讓人感到無以名狀地噁心。
這封信接下來提醒讀者，「然而，一定不能遺忘的是」燒殺與破壞很大一部分是清方所為，而太平軍造成的破壞則是出於自衛才釀成的，或者是新近招來的新兵，而不是自廣西的老天軍們做的。楊格非告訴他的倫敦讀者們說，這些死者多數是自殺，而非直接死於戰爭，因此，儘管他們很可憐，但卻不那麼值得基督徒憐憫。這段陳述儘管強調了破壞的程度及其激發的悲愴之情，但最終把重點轉移至朝廷的難辭其咎以及太平軍的無辜上，也把這位旅行者的政治與宗教同情投射到他看到的荒涼慘境上去了。
很多外國人特別提到為數眾多的跳水自殺者，其中很多是婦女。例如，住在浙江的一位傳教士見證者寫道：
我自己在三北看到，那裡的好多池塘不久前都還塞滿了女屍—這些婦女自沉溺死，將此作為逃脫的唯一希望。在杭州，據說一個禮拜就死了五萬至七萬人，而其中多數是自殺。
一八六○年，一位太平軍佔領區的到訪者觀察到，蘇州周邊數以百計的屍體還暴露在外；「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士兵所殺，但很多人是出於愚癡而自溺身亡的—中國人在慌亂的時候經常這樣做。」 一本二十世紀早期、由美國駐杭州副領事所寫的一本旅行指南，在戰爭結束約四十年後出版。書中寫到杭州城的主要購物街道曾經熙熙攘攘，「堂皇的店舖一間接著一間」，但這條街道卻在一八六一年化為一長條焦黑的破瓦殘礫，而其中尚有數以千計面目全非的男人、女人和小孩的屍體。這本書還提到屍體堵塞了杭州城的水道：
運河擠滿了屍體，這些屍體是在恐怖統治開始的前幾天即自殺的人們，其數量太多以至於那些後來也希望結束自己生命的人找不到足夠的水來淹死自己。在巨大的恐懼中，人們衝出西門，自沉於西湖，以至於「人可以踩在屍體上朝湖心走上半里路那麼遠」。
這些有關集體溺水自殺的敘述，一方面看似描述了一個非常真實的現象，另一方面，這些外國作者也用他們所理解的中國特殊道德體系（以及這個體系對女性所產生的過大影響），來強調暴力的後果。對於十九世紀的中國觀察者而言，這些自殺行為表現了集體的美德，克盡了基本人倫關係的責任，因此也是值得紀念並得到官方旌表的行為。然而，對當時的西方讀者而言，這些自殺行為表現了一種不可思議的異族道德觀。
解讀這些殘破景象的時候，有些外國人採用的常規意象與中國作者使用的很相似，但中外作者處理的問題不同，這些問題的情感共鳴與力量也不同。畢竟，這硝煙下的斷垣殘壁並非這些外國人的家鄉。英國傳教士艾約瑟（Joseph Edkins）曾到南京拜訪太平軍領袖之一的洪仁玕。他這樣描寫通往太平軍佔領下的江蘇省無錫的道路：
到無錫的路也是一片荒蕪。道路兩邊半哩之內的土地都無人耕種，長長的荒草取代了原有的水稻和其他作物。道路兩旁隨處是無人收斂的屍骨。曝曬數月之後這些屍骨已經變白。在善心人士埋葬他們之前，這些屍骨會一直暴露於此。
就像我們在曾國藩的描述中看到的那樣，雜草叢生再次成為殘敗景象與農事荒廢的象徵。四散的白骨暗示著人類社群的消失與令人絕望的破壞。死者們沒有姓名，也沒有個人特徵，名副其實的被剝奪到只剩下白骨一具。很多時候，根本無法辨識他們是大清臣民還是太平軍的支持者。他們不再是精確意義上的人，即使是他們的親人也無法認出他們。實際上，他們是江南地區作為死亡之土的標誌，或是中國作為荒原、作為無人統治（或是無法統治？）之地、作為他者的標誌。
＊作者梅爾清（Tobie Meyer-Fong），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東亞研究所主任。主要研究清朝歷史，研究方向包括城市史、文化史、社會史和女性史。曾於2007-2018年擔任《清史問題》（Late Imperial China）期刊主編。曾著有《清初揚州文化》一書。本文選自作者新著《躁動的亡魂：太平天國戰爭的暴力、失序與死亡》（衛城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