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打敗了網路
雖然許多人認為網路已經徹底改變世界，但是相較於洗衣機（和公司）所帶來的變化，網路的影響並不如洗衣機，至少到目前為止是如此。當然，網路改變了人們閒暇時間的生活方式，例如上網、在臉書上與朋友聊天、透過 Skype 與朋友說話，和坐在五千英里外的某人一起玩線上遊戲等。它也大幅提升效率，可以在網路上找到保單、假期、餐館等相關資訊，甚至青花菜和洗髮精的價格。
不過，當涉及到生產過程，我們尚不清楚其影響是否具有如此革命性的效果。可以肯定的是，網路已經深深地改變了某些人的工作方式。我憑經驗得到這樣的結論。拜網路之賜，我和朋友（有時是共同作者），也就是在科羅拉多州丹佛任教的艾琳．格拉貝爾（Ilene Grabel）教授，靠著一次面對面的會議，以及一、兩次的電話，便順利完成一整本書。不過，對許多其他人來說，網路在生產力上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力。許多研究一直難以證實網際網路對於整體生產力的正面影響，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勞勃．索洛（Robert Solow）所說，「證據隨處可見，就是沒有數字。」
你們可能認為我這樣比較並不公平。我提到的家用電器所發揮的魔力已經至少好幾十年，有些甚至有一個世紀了，而網路僅僅只有二十年的歷史。這是部分正確的說法，正如著名的科學史家大衛．艾傑頓（David Edgerton）在他引人入勝的著作《老科技的全球史》（The Shock of the Old ?）中所說，科技運用的極致及其發揮最大的影響力，往往是在該項技術發明之後好幾十年才實現的。即使以目前網路的影響力而言，我懷疑是否正如許多人認為的，它是一種革命性的科技。
網路輸給了電報
在一八六六年跨大西洋有線電報服務開始使用之前，向另一端發送消息需花三週的時間，這是乘帆船穿越大西洋所花費的時間，即使是乘坐快艇（直到一八九○年代才盛行），也必須預留兩週時間，因為當時的紀錄是八∼九天。
以傳輸三百字的訊息為例，傳送電報所需的時間減少到七∼八分鐘，甚至可以更快。根據《紐約時報》報導，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四日，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發表七千五百七十八字的國情咨文演講稿，在九十二分鐘內從華盛頓特區發送到美國其他地區，平均每分鐘發送八十二字，不到四分鐘的時間內發送三百字的訊息。不過那是特例，一般大約是每分鐘四十字，三百字的訊息需要花上七．五分鐘。從二星期減少到七．五分鐘，以倍數而言，速度快了二千五百倍以上。
網路將三百字訊息的傳輸時間，從傳真機的十秒減少到（比方說）二秒，但是僅減少五倍。可以在十秒內發送更長的訊息（考慮到需要加載），例如一個三萬字的檔案，在傳真機需要花費超過十六分鐘（或一千秒），快了一百倍。但是，相較之下，電報減少了二千五百倍的時間。網路顯然還有其他革命性的特點，它讓我們能夠高速傳送圖片（電報或傳真機也做不到，需要仰賴實體運輸）。它可以在許多地方收取，而非只有在郵局。最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大量資源中搜尋想要的特定訊息。不過，純粹就速度的加快程度而言，遠不及不起眼的有線（甚至還不是無線）電報來得具有革命性。
我們高估了網路的影響，只因為它現在正影響著我們。人類往往著迷於最新、最炫目的科技。早在一九四四年，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就批評過那些因為飛機和無線電出現而對「距離化為無形」和「國界消失」感到興奮的人們。
改變觀點
誰在乎人們是否誤以為網路的影響力大於電報或洗衣機呢？人們對最新變化的印象較為深刻又有什麼關係？
如果觀點的扭曲只是關乎人們的意見，倒也沒什麼關係。但是，這些扭曲的觀點會產生實際影響，導致錯誤使用稀有資源。
人們對於資訊和通訊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革命的迷戀，尤以網路為代表，已經造成一些富裕國家（尤其是美國和英國）錯誤地推論製造是太「過時」的事情，應該努力靠著創意過活。正如我在第9件事的解釋，這種對「後工業社會」的信仰，導致這些國家過度地忽略製造業，對經濟造成負面影響。
更令人擔憂的是，富國的人們對於網路的著迷，使得國際社會擔憂富裕國家與貧窮國家之間的「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因此企業、慈善基金會和個別善心人士，相繼捐贈資金給開發中國家，以購買電腦設備和網路設施。問題是，這些是否是開發中國家最迫切需要的東西？或許把資金應用在那些比較不時尚的東西，例如掘井、擴大電力系統網絡、製造價格實惠的洗衣機，會比發給農村每個小孩一臺筆記型電腦或設立網路中心，更能夠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不是說這些東西必定更加重要，但許多捐助者倉促投入花俏的計畫，而沒有仔細評估若資金用於其他用途時，相對長期成本和效益為何。另一個例子則是，因為人們對新事物著迷，深信近年來通訊和運輸科技的變化具有革命性，正如日本商業大師大前研一的名著所說，現在我們是生活在一個「無國界的世界」（borderless world）。
因此，過去近二十多年來，許多人開始相信如今發生的任何變化都是重大科技進步的結果，與之對抗就是走回頭路。許多政府因此廢除關於資金、勞動力和商品跨境流動的非常必要的法規，卻造成不良效果（見第7、第8件事）。不過，正如我說明的，近年來科技的變化都比不上一個世紀前對應變化那般具有革命性。事實上，一個世紀以前的世界所擁有的通訊和運輸科技，儘管遠遠不如一九六○年代∼一九八○年代之間的技術，卻更為全球化。因為在六○年代∼八○年代期間的各國政府，尤其是那些有權力的政府相信更為嚴格的跨境流動法規。決定全球化（換句話說就是國家開放）程度的因素是政治，而非科技。然而，如果迷戀最新的科技革命性發展而扭曲了觀點，我們就看不到這一點，因而推行錯誤的政策。
在國家和國際層面上（以及在個人層面上做出正確的職業選擇），了解科技的發展趨勢對於正確制定經濟政策至關重要。但是，我們對於新科技的迷戀，以及低估已經普及的事物價值，導致我們走向錯誤的方向。我以不起眼的洗衣機和網路比較，刻意讓這個觀點更具挑釁意味，但我舉的例子應該已讓各位了解，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科技力量塑造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方式，比一般認為的要複雜得多。
＊作者為劍橋大學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曾任聯合國、世界銀行、亞洲發展銀行顧問、《衛報》專欄作家。 2003年獲得繆達爾獎（Gunnar Myrdal Prize）。2005年獲得列昂提夫經濟學獎（Wassily Leontief Prize），是獲得此獎的最年輕學者。本文摘選自作者著作《資本主義沒告訴你的23件事》（天下雜誌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