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爆發至今，全球已有327萬確診案例，並有超過23萬人死亡。在中東地區，病毒先是讓伊朗燃起狼煙，再令土耳其陷入舉國烽火，其餘如沙烏地、埃及、約旦等，也因疫情而被迫宵禁。
綜觀土耳其的疫情走勢，其並非最早淪陷的中東國家，卻是當下最嚴重的疫區之一，截至5月2日為止，已有120204人確診、3174人喪命，上述數據不僅超越伊朗成為中東第一，也位列世界第七。戲劇化的疫況發展，既暴露土耳其的結構性弱點，也令暗湧的政治鬥爭浮出水面。
盡是破口的防疫早期
作為交通歐亞的門戶，土耳其受伊朗與歐洲兩大疫區夾擊，卻直到3月11日才宣布出現首起確診案例。綜觀彼時鄰國疫況，不僅伊朗已有9000例確診，伊拉克、希臘、喬治亞、亞塞拜然、亞美尼亞、保加利亞等也早有百例以內的確診數，唯獨居中的土耳其始終高舉零確診大旗，對於一個擁有8200人口的觀光大國而言，這顯然不合常理。
若由後續確診數飆升、外地旅行團的高感染率推斷，早在首例確診公告前，土國應已出現社區感染，只是政府排查不力、民眾也多漫不經心，故能隱而不發。例如3月4日時，有個台灣旅行團因土耳其宣布零確診而放心前往，全團15人愉快度過9天8夜的旅程；結果回到台灣後，竟有多達13人確診，這顯然不是到訪零確診國度會有的現象。
但平心而論，土耳其對防疫並非全然麻木。早在1月24日，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便宣布暫停由武漢飛往伊斯坦堡的航班，更在2月3日取消所有從中國與伊朗飛往土耳其的航班，同時關閉對伊邊界，意在阻絕輸入性病例。在疫情開始向東亞、歐洲擴散後，土耳其又於3月2日起拒絕伊朗、伊拉克、韓國、中國和義大利5國公民入境。
然而上述舉措其實帶有早期義大利的既視感：嚴以律外，寬以待己。土耳其政府在宣布停飛與拒絕入境的政令後，便進入了內部防疫的無為期，既不關閉公共場所，也不提醒有症況的人民居家隔離，甚至直到周遭各國都已出現確診案例後，才於3月8日勉為其難宣布對公共場所、學校與公教進行大規模消毒，並在伊斯坦堡的公交車站放置洗手液。
且儘管土耳其有針對重災疫區封關，卻抓一漏萬。首先，歐洲本就是土耳其移民與移工的大本營，光德國就有280萬土耳其人口，上述人群就像候鳥，會固定在土歐間往返，並非禁飛區區義大利就能解決；其次，土耳其在中東只禁絕伊朗公民入境，似乎不曾考慮到：其他國家可能早有從伊朗輸入的病例；其三，土耳其不僅是歐亞大陸上的空運樞紐，也是觀光熱點，由歷年數據統計可見，排名前五的客源國分別為俄羅斯、德國、保加利亞、伊朗與英國，而除了保加利亞外，其餘皆為此次疫情的高風險區。在上述三種情況內，許多出入境者的身份並不受禁飛與拒絕入境規範，卻很可能已受病毒感染。
故就在這多日平靜後，土耳其爆發疫情，但政府的反應仍有些不溫不火。3月12日，艾爾多安當局宣布關閉學校與體育場，但清真寺、電影院、咖啡館與巴札（市集）可繼續營業；儘管在確診數飆升後，其又下令關閉大部分公共場所，卻仍允許清真寺在週五聚禮以外的時間開放，法令也僅要求人民「自願隔離」，直至疫情近乎失控後，才終於施行封城策略。然而所謂「土耳其式封城」，卻又與他處有所不同。
避免經濟崩潰的亡羊補牢
4月10日星期五，距離公告首例確診不到一個月，土耳其的感染人數便已上升到47,029例、死亡也有1,006例。政府在慌亂之下，忽於當晚10點宣布，將在2小時後，於全國31省市實施48小時的「禁足令」，也就是在週末封城兩日。但無預警的封城令反而激發群眾恐慌，只見人民紛紛不顧社交距離，湧入市場與麵包店瘋搶物資，導致街市陷入一片混亂中，媒體還為此次封城取了個「麵包之亂」的渾名。
上述情景不僅突顯土國政府的決策不慎，也暴露其內心的深層隱憂：2018年里拉重貶後的經濟創傷。這塊軟肋，打從疫情爆發前便已存在，如今更處處掣肘土耳其的防疫舉措，使其難以大刀闊斧。以防疫初期為例，土耳其之所以會有限度地停飛、拒絕他國公民入境，為的便是不使經濟停擺，同時繼續保有觀光收入。故其雖一早就封鎖對伊邊境，並終止由伊朗飛往土耳其的班機，卻直到3月2日才拒絕伊朗公民入境，甚至在確診數高達5,000多例時，才於3月27日發布遲來的禁令，宣布取消所有國際航班。
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所謂「有限封城」。綜觀現下土耳其的封城思維，一是區分對象，二是講究時機。平日裡，只有20歲以下青年與65歲以上長者需遵守封城令，其餘人等可自由外出，餐廳如果提供外送服務便可營業，銀行業的上班時間縮短，建築業、工廠等幾乎不受封城影響；週末時，唯有實施48小時封城令的省市需全員居家。在土耳其政府的考量內，此般規劃一來可維持經濟運作，二來可有限度地避免長者與幼童遭受感染，減少高風險病患。
同樣的亡羊補牢之舉，也體現在土耳其的醫衛政策上。要避免疫情大規模擴散，若不全面封城停擺，就只能精準隔離已被感染者，好保護剩餘的人力資源。故土耳其一來加強病毒檢驗能力，二來提升口罩產能，三來精準管控隔離人口。
由數據觀之，從3月18日到3月25日，因試劑數量與檢測能力皆未到位，土故國的每日檢測次數約在2,000至5,000次左右；3月26日起，由於中國試劑輸入，增至每日7,000次。隨後本土產能漸顯，檢測密度已在4月10日後突破每日30,000次；4月15日開始，已可維持在每日篩檢40,000次左右。
而隨著檢測力度逐漸加碼，確診病例數自然也一路暴增。自從3月11日驗出首例確診後，土耳其僅僅過了8天便突破每日新增百例的門檻，又在16天後來到每日新增千例的境況，更在僅僅20天內衝破萬人確診的門檻。綜觀他國數據，從首例確診到感染人數過萬，美國經歷了58天，法德意則分別用了55天、50天與41天。確診率的高成長雖暴露疫情的嚴重性，卻也在一定程度上突顯該國的檢測力道。
比較現下各國的新冠肺炎致死率，美國是土耳其的兩倍，伊朗是三倍，義大利則有整整六倍。同株病毒之所以會有如此巨大的差異，除了醫療系統承受度外，也受「確診人數」這個分母影響。如今土耳其累計檢測人數已達到107萬人，高於英、法、伊朗等國，位居全球第7。
而在口罩供應上，相較於災情慘重的歐美國家，土國的優勢在於本身就有口罩生產線，又是中東的醫療產業大國，只要政府強力動員，便很容度過補物資短缺的窘境。故在疫情爆發後，土耳其政府一來加開生產線，二來勒令口罩工廠不得將產品私賣給衛生部以外的客戶，否則直接沒收工廠。
其次，土耳其政府也在許多職業學校內加開簡易版的三層口罩生產線，並動員未感染學生、老師與各行各業志願者投入第一線生產工作。根據統計，每條生產線的產能可高達每小時7,200片，故土耳其不僅能免費配給口罩給國民，還有餘裕外援。這種全民生產模式，目前已由口罩擴及消毒劑、手術衣、防護衣，確保了土國的醫療物資供應。
而在管理感染與隔離人口上，土耳其衛生部開發了一款名叫「待在家中」（Hayat Eve Sığar）的手機APP供民眾使用。民眾在下載這款軟體後，需輸入電話號碼、身份證字號、健康狀況等個人訊息，接著便能看到所在地附近有多少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以及自己是否處於疫情嚴重區域等。此外土耳其還掌控大部分居家隔離者的手機位置，一旦偵測到外出足跡便發訊警告，倘若其仍持續在外，將通知警方前往拘捕並開罰。
對於無法停擺經濟的土耳其而言，軟性封城、加強檢測、趕工口罩、使用大數據防疫等，雖都是亡羊補牢的醫衛措施，卻已是在兼顧經濟命脈前提下，所能用上的最折衷型防疫手段。以上舉措，是疫情之下的全民豪賭，也是艾爾多安個人政治生涯的孤注一擲。
蘇丹的防疫政治學
艾爾多安的權力路始於1994年的伊斯坦堡，當年他以市長之姿，寫下從政序章。2003年，49歲的艾爾多安出任土耳其總理，接著一鼓作氣連任三屆，並於2014年成為土耳其首任民選總統，又在2017年推動修憲公投，廢除總理之位，使土耳其正式轉型為總統制，也令自己登上權力頂峰，被冠以「現代蘇丹」之名。
而在新冠疫情前，艾爾多安的執政生涯也曾遭遇挑戰。為解決軍方干政的問題，其先是拉攏伊斯蘭領袖葛蘭（Muhammed Fethullah Gülen），再藉「民主改革」之機，暗中將軍隊在文官系統內的勢力連根拔起，同時架空多名高級將領實權，更在2016年以徹查政變的名目大行政治清洗，整肅範圍遍及學界、媒體界、司法界與軍界，導致有十幾萬名公務員、軍人與學者去職，軍方至此已成艾爾多安手下敗將。然而，2018年的里拉危機便沒這麼好應付。
在艾爾多安執掌國政的17年內，其推動低利率的經濟政策，同時輔以招攬外資、挹注基礎建設等措施，使得市場高速運轉，同時帶動土耳其經濟飛速成長，也讓自己成了土耳其崛起的代名詞。但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土耳其的經濟數據看似耀眼，卻暗藏內生危機。
首先，經濟過熱本就容易引發通膨、資產泡沫與經常賬赤字；此外，艾爾多安經濟學主打的並非只有低利率，還有政治對經濟的高強度介入。在艾爾多安執政期間，其以「央行不能特立獨行、無視總統」為由，屢屢插手金融體系，強迫央行隨自己的喜好降息，以配合政策並收買民心。此舉除會嚴重干預金融體系獨立外，也將令市場處於長期不自然的過熱狀態，這時倘若再出現點外部刺激，便容易引發不穩因素的連環爆。而經濟制裁恰好就是這類角色。
2018年，川普（Donald Trump）將土耳其鋼鋁產品的進口關稅升為兩倍，隨即導致里拉重貶20%，逼近崩盤。而市場的後續反應也恰如推倒多米諾骨牌般，一發不可收拾：外債危機、債務違約接踵而至，通膨與失業率宛如雪球般越滾越大，最後將土耳其崛起與艾爾多安一同撞下神壇。
2019年3月31日，土耳其舉行里拉危機後的首次地方大選，在全國81大省中，艾爾多安所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AKP）雖仍維持多數統治，但只拿到39省的執政權，比起2014年的53省少了許多；更被共和人民黨（CHP）連下三城，奪去伊斯坦堡、安卡拉與伊茲米爾的執政權。平心而論，土耳其人並非真對CHP有所期待，而是不滿艾爾多安的經濟表現，才將選票一股腦地灌給反對黨。
如今的土耳其，舊傷未癒，新傷又至；但疫情對艾爾多安威望的影響，仍是大勢未定、難分好壞。主因在於，疫情勢必帶來經濟蕭條，即便艾爾多安為保護經濟而避免硬性封城，依舊難挽旅遊業產值蒸發、里拉狂跌的事實，而疫後的高失業率與產業空洞，想必也會是場難纏的經濟硬仗；但同時，蘇丹也不是省油的燈，在判斷以上情勢後，艾爾多安決定先在內政與外交話語權上著力，好累積點政治資本。
首先，其開始彈壓CHP出身的政治人物。以封城爭論為例，出身CHP的伊斯坦堡市長伊馬姆奧盧（Ekrem İmamoğlu），屢屢要求中央封鎖疫伊斯坦堡這個重災區，但得到的回應是：「政府必須確保社會運作。如果民眾能自主居家，便無封城必要」，艾爾多安顯然不願讓伊馬姆奧盧趁勢得分。此般張力還展現在募捐競爭上。伊馬姆奧盧於3月底發起「我們會一起成功」的募款活動，呼籲大眾救濟底層人民；但艾爾多安也發起了性質類似的「全國團結運動」，並帶頭捐出7個月工資，接著宣布「我們會一起成功」為非法募捐活動，隨後凍結此帳戶。
但這般政治內鬥倒促成了有趣的防疫民調結果。據麥肯諮詢集團（MAK Consulting Group）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約有63％的受訪者認為政府的抗疫政策「成功」，有24％的受訪者認為「不成功」。在「成功」的理由中，「免費治療與配給口罩」高居榜首之位；但在「不成功」的原因裡，則由「阻止市政當局舉辦募捐活動」拔得頭籌。政治人物的把戲，民眾顯然都看在眼裡。
而在對外層面上，艾爾多安利用醫療物資產能充足的優勢，大行防疫外交，並將其與奧斯曼帝國遺產、北約政治相連結。前者主要針對中東與巴爾干地區的民心聚攏，後者則意在與歐美各國交好。截至今日，土耳其的口罩、防護衣已抵達中國、美國、英國、義大利、西班牙、北馬其頓、塞爾維亞、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索馬利亞、利比亞等30多國。4月22日，土耳其更表示，將在齋戒月期間援助35國穆斯林，其首先分發38,450份食品包與46,000包援助物資，又為11,000名孤兒提供衣物。無獨有偶，沙烏地也正在進行此事，兩國的宣傳較勁自是不言而喻。
這場疫情不僅重挫土耳其經濟，也賜予蘇丹鞏固權力的契機。從陷落到亡羊補牢，土耳其在疫情下戮力求生；從土耳其之子到跌落神壇，艾爾多安欲藉疫情扳回一城，好重獲民眾支持與崇拜。此次風浪或許大過里拉重貶，卻也將是書寫土耳其近代史的濃厚一筆。2023年，總統大選即將登場，屆時艾爾多安能否安穩連任，疫情或許就是關鍵。
＊作者為《中東研究通訊》專欄主筆與《端傳媒》特約撰稿人。本文由《中東研究通訊》公眾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