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列傳》所寫的重要人物，例如趙禹、張湯、杜周等都在漢武帝時代，也是司馬遷在《酷吏列傳》中最花氣力、寫得最淋漓盡致的幾個人。顯然，司馬遷在用這種方式表達對漢武帝時代的看法：秦始皇當然是一個暴君，秦始皇的統治也是殘酷的，可是不要以為到了漢代這種暴烈和殘酷就消失了。秦代的法律在很長一段時間仍然繼續留在漢代，只不過幸好有從曹參以下建立的這種「黃老」的政治風格，使文帝和景帝能夠將這些法律置而不用，與民休息。不過司馬遷清楚地提醒我們，從文帝、景帝到武帝，不是一脈相承的。漢武帝雄才大略，他要重新定義自己承接下來的這個漢代，重建一套法律制度以及培養執行這套法律的人。在這一過程之中，司馬遷身受其害。
在看待漢武帝這一朝時，司馬遷的眼光非常尖銳。如果我們把秦始皇跟漢武帝對照起來看的話，他們二人有共通之處：一是對於征伐擴張都充滿了野心；二是對統治都有內在的高度權力欲望，使他們的統治手段絕不會像文帝或者景帝那樣溫和。不過，在秦始皇死後秦代迅速滅亡，而漢武帝死後漢朝仍然可以穩定下來，多多少少說明了，秦皇漢武在殘暴統治的執行上還是有根本性的差別。這中間關鍵的差別就是，秦始皇的殘酷是對待一般人民的，而漢武帝在對待一般人民上並沒有殘酷到秦始皇那樣的地步。漢武帝要擴邊，所以必須動員大批百姓，在這件事情上面，百姓當然是受苦的，可是在《酷吏列傳》中，酷吏那種苛刻的法令大部分不是針對一般人民的，是針對官吏的。由此可見漢武帝統治的一個特色─他對於身邊的官吏極其殘酷。趙禹、張湯、杜周其實是皇帝的工具，當皇帝把某官員下獄的時候，他們就知道皇帝討厭這個人，便用最殘酷的方式逼他承認他可能沒犯過的錯，然後定下重罪，以此滿足漢武帝扭曲的心態，讓皇帝得以報復這些跟他說了他不想聽的話，或做了他不願意看到的事的官員。
從《循吏列傳》到《酷吏列傳》的對比，司馬遷在告訴我們什麼叫「吏」，什麼樣的「吏」真正適合掌管法律，什麼樣的人表面上掌管法律、運用法律，但實際上在濫用法律，作為皇帝洩憤報仇的工具，因此變成酷吏。
還有一個集傳是《佞幸列傳》，裡面有鄧通、韓嫣和李延年。另外，《滑稽列傳》裡面有淳于髡、優孟、優旃，以及東方朔、東郭先生這些人。這兩個集傳指向漢朝成立之後帝國政治底下的一種怪現象─皇帝握有太大的權力，圍繞在皇帝身邊跟政治有關的這些人就會用不一樣的方法來影響皇帝，乃至於影響王朝政治。佞幸的方法是去獻媚、揣摩上意，說皇帝想聽的話。一個人擁有了絕對權力，引發的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個人好惡可以超越制度，所以才有佞幸為達目的無所不用其極，他們的方式可能非常簡單，但是禍亂朝政的結果卻是非常惡劣的。佞幸不管是非，也沒有任何原則，對他們來說，只要能夠討好主上，讓主上願意賞識他們，給他們權力和地位，一切就都是對的。司馬遷將《滑稽列傳》跟《佞幸列傳》放在一起，另有深意。雖然都是在說權力扭曲所引發的現象，但滑稽比起佞幸還是有價值多了，他們討好皇帝的方式是鬧劇式的。滑稽有時候是內在的、目的性的，有時候是外在的、手段性的。內在的、目的性的滑稽比較接近佞幸，他們用嬉鬧來討好掌權者，讓掌權者發笑從而喜歡他們；另外一種滑稽則更多是一種手段，良藥苦口，忠言逆耳，有的時候皇帝的確要聽取建議，可是當皇帝處在帝國所給予的那種絕對權威的情緒底下，聽不下這些逆耳的忠言。那怎麼辦呢？只好把苦口的良藥包上一些糖衣，這種滑稽的風格就是給皇帝的糖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