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傳的深意
在《史記》中，列傳的通例是「個傳」（一篇寫一個人），以此而言，七十篇列傳中有二十五篇的人物都屬於春秋戰國時代，直到列傳第二十七才記錄到秦朝的李斯。如果從「集傳」（一篇不只寫一個人）來看的話，又能夠看出非常有意思的安排。
在寫春秋戰國這些人物的時候，司馬遷其實沒有用太多集傳的方式，雖然也會有一些列傳在一篇中寫了好幾個人，但通常都有特別的考量。例如，他之所以把老子和莊子、申不害和韓非放在列傳第三篇，是要彰顯道家的來源，並藉此將道家與以申不害、韓非所代表的法家聯繫起來，討論兩者的關係，而《史記》中最彰顯春秋時代人物最突出的，是第二十六篇《刺客列傳》。有這種標題的集傳，到列傳後段開始密集地出現。進一步觀察這部分內容，考察這些人的時代性，我們又會發現他們大部分都出現在漢代，而且裡面記錄的很多人物只比司馬遷稍微早一點。換句話說，這些人大都存在於景帝到武帝，尤其是在司馬遷自己親身經歷的武帝時代。司馬遷有意這樣安排，是想藉由這些集傳告訴我們什麼，或者要表達什麼樣的歷史主題呢？
在《刺客列傳》中，司馬遷一方面是想藉由這些刺客彰顯在戰國末年特別流行的一種風氣─由於社會混亂太久，政治權威亟待重建，很多人相信暗殺是解決問題最快的方法，或者說，人們已經絕望到除了用暗殺之外再找不出其他解決問題的辦法；另一方面，暗殺不是那麼容易的事，這個時候刺客之所以會流行，就是因為政治軍事的權威已經到達一定的程度，很難再被正面挑戰。
五個刺客變成刺客的原因，以及他們行刺的方式各有不同，是五段非常精采的故事。然而當把這五段故事放在一起看，這五個人又明顯表現出了一個共同點：以個人有限的力量去挑戰那些愈來愈難以靠近、傷害的君王。一個刺客要去行刺的時候，他必須要有心理準備—這個事情不容易成功，只要失敗就會喪命，甚至就算成功了也難以全身而退，所以刺客有一種共同的特殊性格：不畏死，並且願意犧牲。
他們願意去當刺客最根本的理由是什麼？司馬遷藉由《刺客列傳》讓我們看到了戰國末年一種非常獨特的人格，這種人格的核心是忠誠─一旦認定了一個主人，就願意為替主人報仇，或者為了替這個人解決問題，願意隨時奉獻自己的生命。有這樣的精神，才可能有這麼多的刺客，才足以形成那個時代的刺客風氣。
除了《刺客列傳》，還有兩篇具有明顯對照意味的列傳。一篇是《循吏列傳》，「循吏」表示是好官，通常指的是他們用什麼樣的方式執行法律、統領行政，然後造福人民。有《循吏列傳》也就有《酷吏列傳》，不過《循吏》是第五十九篇，《酷吏》是第六十二篇，二者並沒有並列在一起，其中一個原因是循吏這些人物在時代上基本都早於酷吏。
《酷吏列傳》所寫的重要人物，例如趙禹、張湯、杜周等都在漢武帝時代，也是司馬遷在《酷吏列傳》中最花氣力、寫得最淋漓盡致的幾個人。顯然，司馬遷在用這種方式表達對漢武帝時代的看法：秦始皇當然是一個暴君，秦始皇的統治也是殘酷的，可是不要以為到了漢代這種暴烈和殘酷就消失了。秦代的法律在很長一段時間仍然繼續留在漢代，只不過幸好有從曹參以下建立的這種「黃老」的政治風格，使文帝和景帝能夠將這些法律置而不用，與民休息。不過司馬遷清楚地提醒我們，從文帝、景帝到武帝，不是一脈相承的。漢武帝雄才大略，他要重新定義自己承接下來的這個漢代，重建一套法律制度以及培養執行這套法律的人。在這一過程之中，司馬遷身受其害。
在看待漢武帝這一朝時，司馬遷的眼光非常尖銳。如果我們把秦始皇跟漢武帝對照起來看的話，他們二人有共通之處：一是對於征伐擴張都充滿了野心；二是對統治都有內在的高度權力欲望，使他們的統治手段絕不會像文帝或者景帝那樣溫和。不過，在秦始皇死後秦代迅速滅亡，而漢武帝死後漢朝仍然可以穩定下來，多多少少說明了，秦皇漢武在殘暴統治的執行上還是有根本性的差別。這中間關鍵的差別就是，秦始皇的殘酷是對待一般人民的，而漢武帝在對待一般人民上並沒有殘酷到秦始皇那樣的地步。漢武帝要擴邊，所以必須動員大批百姓，在這件事情上面，百姓當然是受苦的，可是在《酷吏列傳》中，酷吏那種苛刻的法令大部分不是針對一般人民的，是針對官吏的。由此可見漢武帝統治的一個特色─他對於身邊的官吏極其殘酷。趙禹、張湯、杜周其實是皇帝的工具，當皇帝把某官員下獄的時候，他們就知道皇帝討厭這個人，便用最殘酷的方式逼他承認他可能沒犯過的錯，然後定下重罪，以此滿足漢武帝扭曲的心態，讓皇帝得以報復這些跟他說了他不想聽的話，或做了他不願意看到的事的官員。
從《循吏列傳》到《酷吏列傳》的對比，司馬遷在告訴我們什麼叫「吏」，什麼樣的「吏」真正適合掌管法律，什麼樣的人表面上掌管法律、運用法律，但實際上在濫用法律，作為皇帝洩憤報仇的工具，因此變成酷吏。
還有一個集傳是《佞幸列傳》，裡面有鄧通、韓嫣和李延年。另外，《滑稽列傳》裡面有淳于髡、優孟、優旃，以及東方朔、東郭先生這些人。這兩個集傳指向漢朝成立之後帝國政治底下的一種怪現象─皇帝握有太大的權力，圍繞在皇帝身邊跟政治有關的這些人就會用不一樣的方法來影響皇帝，乃至於影響王朝政治。佞幸的方法是去獻媚、揣摩上意，說皇帝想聽的話。一個人擁有了絕對權力，引發的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個人好惡可以超越制度，所以才有佞幸為達目的無所不用其極，他們的方式可能非常簡單，但是禍亂朝政的結果卻是非常惡劣的。佞幸不管是非，也沒有任何原則，對他們來說，只要能夠討好主上，讓主上願意賞識他們，給他們權力和地位，一切就都是對的。司馬遷將《滑稽列傳》跟《佞幸列傳》放在一起，另有深意。雖然都是在說權力扭曲所引發的現象，但滑稽比起佞幸還是有價值多了，他們討好皇帝的方式是鬧劇式的。滑稽有時候是內在的、目的性的，有時候是外在的、手段性的。內在的、目的性的滑稽比較接近佞幸，他們用嬉鬧來討好掌權者，讓掌權者發笑從而喜歡他們；另外一種滑稽則更多是一種手段，良藥苦口，忠言逆耳，有的時候皇帝的確要聽取建議，可是當皇帝處在帝國所給予的那種絕對權威的情緒底下，聽不下這些逆耳的忠言。那怎麼辦呢？只好把苦口的良藥包上一些糖衣，這種滑稽的風格就是給皇帝的糖衣。
《佞幸列傳》、《滑稽列傳》這兩個列傳顯現出來的是整個漢代政治風格上的一些轉變，與此相關的還有跟滑稽形成強烈對比的《儒林列傳》。《儒林列傳》的這些人是一些重要的儒生，包括申公、轅固生、韓生、伏生，還包括司馬遷自己非常敬重的老師董仲舒，他們傳承了在秦代滅絕的王官學和儒學。司馬遷用這些人對照佞幸和滑稽，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了，為什麼漢代建立的這套政治制度到後來儘管有很多問題，還是可以長久地維繫，因為漢代王朝政治的骨幹畢竟是這些相信儒家、相信孔子的儒生。
作為一個儒生，需要具備兩項條件：一是他相信行使政治權力必須要依循一些根本的信念和原則─這一點和佞幸徹底相反─而且把這些信念和原則看得比個人的利害更高；二是必須掌握豐富的學識，裡面有很大一部分是歷史，而且提高到了歷史哲學的層次。
另外，在剩下一些集傳中，司馬遷描述的不是政治或者朝廷，而是漢代社會。例如《貨殖列傳》，這篇所寫的人物可以遠溯到戰國時代，但主要是描述以農立本、以商為末的漢代如何建立起新的商業和經濟制度。藉由《貨殖列傳》，司馬遷試圖說明，王朝的意識形態和現實之間是有差距的，不管漢王朝如何重本輕末，商業還是得到了大幅發展。《貨殖列傳》的這些商人就是靠著在這個環境中的買賣致富、變成人物，最後被寫進《史記》。
另外還有列傳第六十四《游俠列傳》。朱家、劇孟、郭解，這些人物的存在告訴我們，在漢代的社會裡，還有一群有自己獨特的個性、不遵循基本社會秩序的人。他們也許是社會秩序的破壞者，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們樹立了自己的鮮明個性及行事風格，從而也成了一種特殊的人物。
另外有一篇變形的集傳值得特別注意，那就是列傳第五十八篇。司馬遷在這一篇裡寫了三個人，卻並沒有起特殊的標題。他們分別是淮南厲王、淮南王安和衡山王，他們都是漢代宗室，而且曾經被封王。這三個人列在這上面非常奇怪，列傳不應該是寫一般人嗎？如果他們都是王，不是應該寫到世家裡嗎？為什麼司馬遷把這三個王放在列傳裡，而且寫在一起呢？他的目的就是要讓我們一眼看出不對勁。換句話說，司馬遷是在用這種方式隱晦地表達，在漢武帝統治中，他不只是藉由酷吏對待官員，對自己的宗室也毫不手軟。司馬遷藉由詳盡的史筆，就是要表明，這三個人得罪漢武帝最根本的理由不是做了什麼壞事，而是漢武帝害怕他們在各自的領地建立起勢力來。那個時代，皇帝制度給予皇帝近乎絕對的權力，其他人光是去組織或者召集人群，在漢武帝看來就已經是罪行了，因為用這種方式培植的勢力或者組織，很可能挑戰到皇帝的權威。像淮南王劉安，為了編寫《淮南子》把這麼多賓客聚集在自己身邊，光是這件事情就會引來皇帝的整肅。通過這種方式，司馬遷又透露出他對漢武帝，尤其是對絕對權力本質的洞見。
＊作者為知名作家，現任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BRAVO FM91.3電台「閱讀音樂」、台北電台「楊照說書」節目主持人，並固定在「誠品講堂」、「敏隆講堂」、「趨勢講堂」及「藝集講堂」開設長期課程。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史記的讀法─司馬遷的歷史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