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市場經濟打遍天下無敵手，我們還是得問問，市場應該以什麼樣的方式來組織。根據右派的標準觀點，政府只需要「閃一邊去」就好。這項主張倒有幾分真理。共產國家在1989年以及1990年代初期垮台時，脫掉中央計畫的沉重靴子一開始看似是創造繁榮市場唯一需要的處方。然而，任何成熟、大規模的市場都要仰賴設計精良、執行確實的遊戲規則，如果沒有這些規則，就會竊匪橫行、違約行為層出不窮、拳頭大的人稱霸為王。這些規則可以歸納為三條原則：自由、競爭與開放。
在一個自由市場，個人可以隨心所欲地購買財貨，只要他們支付的價格足以補償賣方失去這些財貨的損失。他們也必須從事勞務或提供產品，以此向他人收取報酬，而且報酬要與這些服務為其他公民所創造的價值相當。這樣的市場賦予每一個個人在不侵犯他人自由下的最大自由。一如知名的哲學激進派經濟學家彌爾所言，「在一個文明社會，唯有為了防止個人對他人造成傷害，權力違反個人意願而加諸其身才能被視為具有正當性。」不自由的市場剝奪了個人從交易中獲利的機會。關於交易自由的限制，一個鮮明的例子就是許多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實行的配給制度。雖然配給制度可能是這樣一段時期必要的權宜之計，也具有社會凝聚力，但卻造成單調乏味的同一性，黑市及灰市的以物易物經濟也因而竄起，讓個人有機會可以交易，例如用自己不抽的菸交換孩子需要的嬰兒食品。1950年代，英國終於廢除配給制度時，有人在特拉法加廣場慶祝，有人焚燒配給小冊，這些在在見證了人們有多重視自由市場交易所容允的彈性和多元性。
在競爭市場，個人必須接受他們支付以及得到給付的價格。他們沒有能力行使經濟學家所說的「市場力量」，藉此操縱價格。非競爭市場容允個人或團體阻礙貿易、減少生產，為一己之利改變價格，因而把自利行為從一部具生產力的引擎變成一場毀滅性的災難。對抗獨占的奮鬥至少可以追溯至美國殖民時期居民對東印度公司獨占茶葉貿易的反抗。在十九世紀晚期，為了對抗那個時代的大型卡特爾（注：cartel，同產業的企業透過協議，聯合降低產量，藉以抬高價格，為所有成員謀利，容易演變成壟斷市場），出現一項反獨占的民粹運動，在政治界鼓動風雲，並孕育了許多政黨，如美國的進步黨（Bull Moose，又稱「公麋黨」）、英國的「新自由」黨、法國的激進黨和丹麥的激進自由黨。獨占者以高價提供低品質財貨。比方說，美國大部分地方只有一家有線傳輸服務業者，但是連接線路的電子裝置有許多種類。於是，我們為網際網路服務支付高價格，卻只得到低品質的服務，但是我們卻有許多高品質、價格合理的裝置可以選擇，從電腦到電話，無所不有。
在開放市場下，無論國籍、性別認同、膚色或信念為何，所有的人都可以參與市場交易過程，創造最大的互利機會。封閉市場減少交易機會，不公平地將某些人排除在這些交易的利益之外。拜跨國貿易市場的開放之賜，義大利麵食於焉誕生（注：據說義大利麵食源自馬可波羅自中國帶回的麵條）。開放勞動市場，讓新參與者加入，女性始能貢獻於董事會。開放app市場，我們現在才有這麼多運用智慧型手機的方式。開放市場具體呈現了一個觀念：透過廣納合作，我們都能彼此互惠。
在亞當．斯密的眼中，他周遭的蓬勃市場不只是一股生產的力量，也是一股深具平等精神的力量。他一鳴驚人地主張，在運作良好的市場裡，「富人⋯⋯在一隻看不見的手引領下，生活必需品的分配，會接近地球由所有居住者均分時的分配；進而在不意之間、在不知不覺之中，增進社會利益。」我們在這段引言中以底線標記的部分，在對亞當．斯密論述的討論裡，通常會被忽略，或許這是因為這句話的原初出處，是他最知名的《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之前發表的著作。然而，亞當．斯密熱切地相信，貧富不均主要是由有利於貴族階層的法律和社會限制所致，而且與市場經濟並不相容。
亞當．斯密不認為自由、競爭與開放的市場是自動形成或是必然現象。他觀察到，「從事同一行業的人鮮少聚在一起，即使是為了歡樂和消遣也很罕見，但是他們一旦對話，最後就出現對付公眾的串謀，或是提高價格的計策」，他還宣稱。「法律⋯⋯不應該有任何促進這種集會的作為，遑論讓它們變成必要行為。」
哲學激進派人士的核心命題是對抗一個由貴族階層主宰的社會。激進派人士指責貴族階層控制了政府，造成政府限制市場、關閉貿易邊界，藉以保護貴族階層的獨占權。他們深明經濟特權和政治特權是一體兩面，因此以同樣的衝勁追求選舉權的擴展，以爭取競爭式的民主選舉，並爭取開放邊界，以進行國際貿易。
這些先驅者贏得許多勝利，但是他們很快就體認到，他們原初的提案走得還不夠遠。土地市場與勞動市場進步的同時，工業資本主義卻走向新形式的獨占力量，掌握了工廠、鐵路和天然資源。選舉權的擴張削弱了握有土地的貴族階層，但是新得勢的多數群體宰制了各種少數族群，而資本家運用他們的資源，腐化政治家、控制新聞媒體。伴隨著擴展跨邊界自由貿易而來的，是國際權力政治。英國這個頭號自由貿易者，剝削它的殖民地，強取奴工和天然資源。
＊作者格倫・韋爾（Glen Weyl），微軟研究院首席研究員，耶魯大學法學院與經濟學系資深訪問研究學者。艾瑞克・波斯納（Eric Posner）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與美國法律協會會員。本文選自兩人合著之《激進市場：戰勝不平等、經濟停滯與政治動盪的全新市場設計》（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