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漫遊的第三天，我就注意到了。
那是滬上特有建築—房高兩三層、石門框、烏木門、老虎窗，一幢接連一幢，聯排著。屋舍格局統一，奇數巷的兩側，雙雙並陳氣派洋風石大門，偶數巷則左右對開後門灶腳。巷道不大，彼此挨得緊緊的，構置成大型社區。
他們把那樣的建築稱為石庫門，而巷道喚作弄堂。要算是上個世紀興砌的建築了，像時間的化石，散在城區裡。
開始走訪石庫門，全拜論文踏查一事。幾周來，我在圖書館大量翻讀史料，把三○年代文人住過的石庫門、居址通通抄下來。不大的書桌，攤開三張上海地圖，分別是當前、一九三一、一九二七，在不同年份的地景上來回比對、辨認，看地名變了又變，街上的建築、公園或廢棄或重建。我覷著眼，跳動在細麻的路名間，對照再對照，慢慢勾畫石庫門的訪查路線。
入秋後，我總挑下午，揹起相機，戴上帽子，按圖索驥，尋找石庫門。上海秋陽沒有台灣熱辣，不會走沒幾步就汗涔涔，也不會被太陽蒸得心煩氣躁。這裡陽光剛好，溫度剛好，時段也恰巧是眾人上班、上課，所以街上的行人數量也剛好。我喜歡上海的午後，搭車走路不疾不徐，不慍不火，清爽宜人。
時光壓縮歷史 多倫路富含政治故事
最開始，我常到離復旦大學不遠的四川北路、多倫路一帶。
多倫路現在是觀光街，後人在路口立了西式牌坊，鋪上石磚道，隔離各式車輛。這條路以前叫竇樂安路。竇樂安（John Darroch, 1865-1941）原是英國傳教士的名字，在光緒年間來到中國。不過，這條路上現存唯一一間基督教教堂鴻德堂，卻與竇樂安無關，而是為了紀念長老會傳教士、華美書館負責人費啟鴻（George Field Fitch, 1845-1923）。嚴格說來，宗教不是多倫路的主角，反倒是政治，而且頗有意思。
主幹道第一間即孔祥熙（1880-1967）的豪宅，大門氣派輝闊，華麗的彩色玻璃窗，二樓還有小陽台。再過去是白崇禧（1893-1966）官邸，紅磚牆白石柱，身旁的遊客說：這裡是白先勇幼時的家，他年幼身體不好，在此養病。孔、白公館相隔不過幾步之遙。一位是蔣介石的姻親，一位是蔣介石底下的重要將領，多倫路的前端其實是藍色陣營。但，往後一些，則是汪精衛政府官員梁鴻志（1882-1946）故所。再往裡走是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王造時（1903-1971）的家，當年他高舉反蔣抗日，遭國民黨逮捕。
沿著小巷岔出去，還有中華藝術大學。這所大學一九二五年創建，校地頗小，僅有一幢灰牆邊鑲紅磚的老建築，一九三一年左翼作家聯盟在此舉辦成立大會。多倫路，聚散著國民黨、汪政府和左聯人馬，三方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政治立場，讓這裡充滿張力。
只是，這群人錯落地住在這兒一段時間、又離開，有些人也許沒有真正成為鄰居，可當時間距離三○年代那樣遠，等我這樣一個旅者走過，幾乎沒有錯落的感覺，甚至還會誤以為他們在某個年代裡一起住過這裡，又一起恐龍滅絕般消失，彷彿那些三年五載的細節通通被壓縮，理解變得過度單一。若不是研究者身分，對時光背景大致有個底，那些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對後人來說剩下最多的恐怕是流言蜚語，一如走在我前頭的人們，讚嘆完孔宅後，立刻嘲笑起孔祥熙與蔣介石的貪權斂財。
看得出來，這些名人故宅已被翻新，西餐廳進駐，價目貴得咋舌。屋外介紹牌也未特別講述名人們何時住在這、與這條路或上海的關係，他們強調的不是細微時間感，而是名人加持帶來的觀光效益，像資本反咬了共產一口。
話雖如此，多倫路還是被共產黨蓄意營造出左翼、革命、異議分子的氛圍，沿途都是魯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內山完造等人的銅製塑像，沒有半個寫都會浮世的海派作家，可是當年施蟄存、劉吶鷗等人明明就住在附近。
我能感受這條路、這座城市嵌在那截然悖反的兩種情態—資本與共產、欲望與革命。鄧小平時代選擇讓兩者交融共存，可是上一世紀初的人們—政治派系也好，文人屬性也好，卻是在那間隙裡夾殺，找到活路。然後，有人留下來，有人跨海逃難。
景雲里自然不虛偽 保留老上海真實
多倫路不長，很快就走完了。來到底，已未見任何觀光客，那種專為觀光客打造的城市光鮮感、奢華感越來越稀薄，一個彎拐後，畫面被硬生生地轉接到另個頻道。
放眼盡是素樸老舊的傳統石庫門，街邊不再是價格昂貴的餐廳，換成親民的吃食小攤子、雜貨店、理髮店。「這才合理嘛！」我在內心吶喊。當年左聯作家們多半不富裕，幾乎都住過空間矮仄、夏熱冬涼、但價格便宜的亭子間，三餐也吃得簡單，饅頭、青菜、豆腐、稀粥、陽春麵，每月伙食費只花五六塊錢，消費情況差不多是城市貧民的程度。
沒幾步路，抬頭就看到「景雲里」三個大字。魯迅一九二七年剛來上海時，和許廣平居賃於此，茅盾、陳望道等著名文人也都曾落腳此處。景雲里隔壁即是施蟄存住的大興坊，僅僅隔著一條弄堂，那時文人們捱得好近。要說真正的名人街應該在這，不是剛才那個鋪石磚道的地方。
我特別喜歡這樣自然尋常的街衢，不造假、不虛偽、不裝闊，保留一點屬於老上海的真實。
轉到四川北路一帶，這條路亦為二、三○年代文人們密集活動的區域。彼時上海有兩條文化街，一條是福州路，一條便是四川北路。以路為圓心，周圍開了許多出版社、書店、咖啡館、舞廳和小吃店，電影院也在附近，當時劉吶鷗會邀請同班同學戴望舒和朋友施蟄存到家裡，上午他們看書、翻譯與寫作，午餐後小寐一番，三點鐘去虹口游泳池游泳，運動完跑到內山書店找內山先生吃冰，晚餐後先上電影院看院線片，再去舞廳跳舞，直到深夜才回家。
文人們活動範圍全離家不遠。我按路折返，多倫路一頭銜接四川北路，路上還有另一座石庫門社區，喚公益坊。公益坊亦有文學故事，一九二九年，劉吶鷗才二十四歲，年輕小夥子當起老闆，他在這出資創立第二間書店—水沫書店。書店出版左翼書籍、文藝刊物；相去幾步路是王心民接掌的南強書局，文青們匯聚在公益坊，幹一票轟轟烈烈的文學事業。
幼時不懂痛 戰時連活著都是風險
然而，一九三二年一月，準備新年的時節，日本突襲上海，四川北路被炸得坑坑洞洞，火光裡，書店悉數燒盡，相距幾里的寶山路上，東方圖書館也付之一炬。東方圖書館是商務印書館建造的，當年可謂全中國館藏最豐富的地方，可惜那座圖書館現在已經找不到了，後人在原址上蓋起新樓。至於重建後的公益坊，那些書店、那些人也都不再了。蓬勃的藝文年代，因戰事被迫斷滅。
我走入公益坊，散漫地晃呀晃，看日光斜斜地照在磚瓦上，再怎麼文青的石庫門，現下全變了模樣。弄堂裡稀稀落落的小孩正嬉鬧，大人在石門半掩的屋內聊天。畫面連結不起上海文人如何出入其間，反倒想起自己還沒上學的孩提時光。那時我們還住在老家，家邊的巷道就是孩子們的遊樂場。祖母總和其他婆婆媽媽們坐在板凳上聊天，偶爾嚷我們這群小孩注意來車、小心別跑太快之類的話。我們總是隨便應答，其實左耳進、右耳出，非得等到不小心跌跤，痛得大哭，才略略警醒，但很快又忘記，繼續跑、繼續鬧。畢竟小時候的痛不是真的痛。
那怎樣叫痛？
在那場砲彈如雨的突擊裡，公益坊裡的文青們看著好不容易打造的藝文基地炸成斷壁頹垣，他們怎麼想？戰爭底下做什麼都是風險，連活著也是。只知道年輕的劉吶鷗不再開辦書店了，他把重心轉到電影上。
福兮禍兮？
突然，後方的電動車按了一聲長喇叭，我速速彈開，沒有怨懟騎車者蛇行。車過，空氣又回到溫溫靜靜的氛圍，鄰邊小孩還在，日光還在，但原本沉浸於舊址的感受已經破碎。
走出巷口，天涼肚餓，踅到附近一間小吃店，趁著人客還少，點碗麵。老闆自主多加一瓢麵湯給我，邊舀邊講：「小姑娘，多給你些麵湯，麵湯營養，對身體好。」轉身把麵放到我面前，又重複一次：「要加麵跟我說啊。那樣瘦！」我嚇了一跳，老闆認錯人嗎？他知道我只是初次光臨、也許以後也不會再來的顧客嗎？都說上海人涼薄，是誰涼薄呢？我低頭吸了一口麵，味道不死鹹，配點湯、幾根青菜，清清淡淡，挺好的。
兀自從上一世紀的火光裡走來，再也沒有比這碗麵更熨燙人心了。
離開酒吧林立、外國人群聚的田子坊，照百度地圖指示，我正搭公車到復興中路，準備步行至新天地。下車的地方鮮有人車，不寬的馬路，兩旁種植法國梧桐。我向前走，在人行道邊遇見一大片被拆卸的屋瓦斷垣，廢棄的腳踏車拋在路邊，雜草蔓生，宛若廢墟。看得出來，那曾是石庫門社區。
我沒有多想，臨時岔出既定行程，轉彎踩著碎瓦進去。幾步路後，我執起相機挪移了幾個角度，想拍攝廢墟的荒漠感，卻在按下快門時，畫面突兀闖入一張男人的臉。男人正從瓦堆裡牽著單車離開，見到我，客氣微笑，臉頰凹出一雙酒窩。他越走越近，在我們擦肩前一秒，把掛在胸前的單眼相機挪到我面前，說：「這裡面有很多漂亮的塗鴉。」細長指尖按著鈕鍵，相機的小小窗框亮過一張又一張色彩斑斕的圖樣，在暗色調的空間中顯得亮而豔。慶幸方才無懼地進來。我向他道謝後，兩人逕自往不同的方向錯開。
碎瓦踏了幾步，不知道為什麼那人的臉一直梗在心口，有種說不上的熟悉感，我回過頭想再次確認，卻什麼也沒有了。
喀茲喀茲地走過一段，直抵尚未完全拆卸的石庫門前。這區弄堂已無人，染著灰塵的紅色囍字還貼在木門上，但木門之後，所有門窗被人堵滿紅泥磚。門旁的水槽已破裂，暴現水管線路，蠻荒一片。唯一靈動的，大概剩壁面上豔麗的塗鴉，和死寂的灰泥牆形成強烈對比。我拍了幾張塗鴉後，繼續往廢墟另一頭移動。
心懷中國夢 面對政府卻難以力抗
不遠處，老人們站在房舍與房舍中間、一處被挖空的大窟窿聊天。靠近，他們正用上海話交談。我問起石庫門的事，他們還沒回答，反倒先從口音探查出我的台灣人身分，好奇著怎麼會對老建築如此興趣。其實他們不是很懂我在研究什麼，但是聽到中文系，咧口笑著：「中文系好，要把中國文化宣揚出去。」
我聽得出話裡的意識形態，老人們對中國有朝一日能領導世界寄予期望，這個期望與城市隨處可見的「中國夢」圖騰──黃皮膚黑頭髮鳳眼、身穿紅色傳統服飾的中國娃娃互相應和。我問過不只一個中國朋友什麼是中國夢？多數答得含糊。同學E笑道：「中國夢啊，就是移民去美國。」只見她掌著尖銳匕首劃破中國夢的華麗簾幕，高幹宣傳中國夢，自己的孩子外國送。
老人們約略了解我的身分背景後，才開始談拆遷。一干人哇啦哇啦抱怨政府罔顧人民，情願在黃金地段規劃新的開發與營繕，也不願保留半點老上海。隨口問我台灣也隨意徵收人民土地嗎？我原以為可以很驕傲地回答沒有，台灣是民主國家，但腦海隨即浮現大埔案、文林苑等各式各樣政府徵收案，即使我們擁有土地所有權，面對政府，好像也難以力抗。
我問他們政府拆遷不是有國家補助嗎？「家畢竟還是家啊。」老人的語氣落海般沉了下來。他們捨不得太早向記憶告別，決定撐到搬遷截止的最後一刻。頓了半晌，老人話鋒轉柔，感嘆上海每三年一變，也許很快就認不得這城市了。我沒再多問，只是靜靜地聽他們說話，偶爾轉頭凝眸這片廢墟，像參加遠房親戚的告別式，能感同，卻無法貼身傷痛。風蕭蕭兮。對旅人來說，我無法深刻懂得什麼，只知道一個地方待久了，是會生根的。
拍完最後一組塗鴉與屋舍，我收妥相機。遠方傳來男人的聲音：「小姑娘，你走錯了，我說的塗鴉在另外一邊。」啊。是他。是剛剛遇到的那個人，竟又牽車折返了。
偶遇同鄉 無緣再續情誼
我們在廢墟的另個窟窿裡說話。他似乎沒有聽出我的口音，問我從哪兒來，聽我回答台灣時，他頓了半晌，才告訴我他也是台灣人。原來我直覺判斷的熟悉感正來自於同鄉人的聲氣。這是我在校園外遇見的第一個台灣人，忍不住為異鄉見故里而激動著。
男人到上海工作五年了，他說上海已有五十餘萬台商。我幡然想起早在一九三○年代的上海，有赫赫著名的台商劉吶鷗、林文月的父親林伯奏，前者從事文學和電影，後者從事金融，兩人還一起合資房地產。上海近代化的過程，台商沒有缺席。近來，我所熟悉的學術界也冒出一批西進教師，兩岸互動的網絡遠比自己想的還廣還密。「這裡還滿常遇見台灣人，你從聲音和穿著就可以分辨了。」他這麼說的時候，我已能理解，否則剛剛不會特別注意他，而他應該早猜到我的身分了吧。
男人說短短五年明顯感受上海正急速變遷，新大樓一幢一幢地蓋，一幢比一幢高；相反的，傳統石庫門一區一區拆，僅留下一些示範性的石庫門─田子坊、新天地，但兩處早已充斥商業氣息，失了原味。他決定身體力行巡禮這座城市裡所有的石庫門，在政府的手還沒徹底伸入、改變之前。他比上海人還上海人。
男人打開手機，叫出文廟資訊，告訴我怎麼以文廟為中心，拓展到旁邊的蓬萊路、光啟南路。「那邊還保有老房屋。快去看，不然就要沒了。」男人目光炯炯，如廢墟外亮起的兩盞燈火。
問他喜歡這嗎？他說：「與其說喜歡，不如說習慣。」我不只一次聽到在大陸工作的台灣人悶悶不快地談人際關係。台灣男人的溫煦以及帶有南方柔軟的腔調，總是被這邊的人取笑「娘們」。就像我們在台灣嬉鬧台灣國語的伯伯嬸嬸，或者原住民特殊的尾音。聲音是一種文化符碼、政治象徵。
離開廢墟前，我好奇他是否想返回台灣工作。他搖搖頭，說：「台灣工作太難找。這邊賺的錢也比台灣多。」人才是這樣移動的。我似乎朦朧感受到他暗示著想互加微信，偏偏我們總是什麼都歹謝，言談舉止溫吞而客氣。後來他沒問，我也沒開口，彼此沒有互留任何聯絡訊息，默默折返回人行道。
道別後，我下意識回頭，看他牽腳踏車的背影朝反方向離開。在異鄉，要遇見台灣人也許不難，但要認識也許不那樣簡單。這樣想的時候，就懊悔著我們為什麼都不主動點。他的背影還在。有一刻好希望他能回頭。如果回頭，我想謝謝他陪我一段；如果回頭，我會主動問他微信；如果回頭，我想邀他一起探訪石庫門；如果回頭，我想問他那時為什麼要特意返回；如果回頭……
可是什麼都沒有，我只是靜靜看著他，在前面的十字路口轉彎了。
＊作者徐禎苓，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台灣師範大學兼任助理教授。曾獲林榮三文學獎、台北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等。著有散文集《腹帖》。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時間不感症者──重返魔都1930》（印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