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漲船高，是一個再自然不過的合理現象。大水沖過來，只要船底没破，所有船隻都會隨著水位上漲而升高，也許摇晃程度不同，但是船身大小不可能改變，没有任何證據顯示大船會變得更大，小船更小。這個道理應用於肆虐世界各國的武漢／新冠肺炎疫情，也説得通。
發生在湖北武漢的肺炎，由於中共政權先採取極端手段（封口、封城與封鎖資訊），壓制了疫情的對内擴散，等到各國遭殃後，又對外伸出援手（向一些國家提供醫療人員和防疫資源）。許多人（如前中央通訊社董事長陳國祥）因此認為，在控制病毒上，社會主義（在中國是共産黨獨裁專制）遠比自由民主體制來得有效，中國也變得强大，堪以大國與强權地位，擔當世界領袖。
厲害了，中國！這種看法簡直是對中國強大意義的認證偏差，與對中國强權職責的荒謬期盼，誤把馮京當馬涼，一種錯置的對比，不免一廂情願。
強大，不必以戕害人權與生命為代價；強國，也不必以霸權横行世界為出發點。前者，難免是外強中乾，遲早官逼民反；後者，是虛張聲勢，終究難以為繼。
在武漢／新冠肺炎病毒流竄時，其它國家以符合國情的方法對抗疫情（如美國或英國等強權），即使災情慘烈，死亡無數，為什麽就是自由民主國家的先天缺陷？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4月5日以台灣為例，指出民主國家不用嚴厲手段，一樣能控制疫情。再説，歐美民主國家為什麽又會萬劫不復，無法像中國劫後再起，如鳯凰浴火重生？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4月6日在對全國電視演説中表示，後代將會感受到英國對抗疫情的堅强。
面對中國興起，從中國國民黨政客到一些親中記者和名嘴（如葉毓蘭、王又正、黄智賢等），不乏類似陳國祥的論調和大國情結，更對北京自誇自擂的話語照單全收。天地不仁，中國的强大何嘗不以人民生命為草芥？殷鍳不遠，由官方到民間，中國無疑不曾從慘痛的歷史經驗裏學到任何教訓，悲劇遂一再上演，越演越烈，屍體越堆越高。
2002年11月，SARS爆發於廣東，2003年6月，病毒被遏止。依世界衛生組織（WHO）當年的統計，全球813人死亡，其中以中國（348人）、香港（298人）和台灣（84人，台灣官方確定數目為73人）最為慘重，佔全部人數的89.8%，包括17位醫護人員殉職。到目前為止，光是中國死於武漢／新冠肺炎的人數，就已經超過3000多人，更别提世界各國的幾萬人。不分地域和人種，有多少人喪命，就有多少破碎的心靈與家庭。
在全球化結構與過程中，國與國間互動，千絲萬縷，牽一髪，動全身。不論是什麽名稱，武漢／新冠肺炎先是發生在中國，隨後横掃世界各地，如秋風打落葉，不過是病毒不分國界的無情現實。從中國到其它國家，病毒侵襲，如海嘯過處，摧枯拉朽，慘不忍睹。對數以億計的無辜升斗小民來説，肺炎其實是一個可以避免的殘酷災難。
英國歷史學家Eric Hobsbawm在《極端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1994）一書中説，我們世紀的最大殘酷是，體制與常規的遠距决策（remote decision，不是你我的參與）帶來「非人的殘酷」（impersonal cruelties），特别是它們可以被合理化為不幸的操作危急（必要之惡）。放到武漢／新冠肺炎的情境下，幾乎快30年了，Hobsbawm的話依然一針見血，令人不勝嘘唏。
在病毒剛出現於武漢時，基於維持社會稳定（一個合理化藉口），北京政權隱匿疫情（中共黨國控制社會的根本機制與例行操作），已是不争的事實。中國的决策影響所及，除了台灣外，世界各國對肺炎的擴散缺乏警覺和準備，導致死亡人數成千上萬（中國也犠牲了幾千人，包括被追封為烈士的武漢中心醫院眼科醫師李文亮等人），還不斷攀升，塵埃尙未落定。這是國家機器殺人的一種殘酷，殺人於無形，蒼生何辜。
殘酷，無關國家强弱，而是對人權的扭曲和踐踏。由超級強權到彈丸之國，不論對自己或對外國人民，各國政權在打天下或建國時，多少都曾殘忍過，以百姓為祭旗，尤其是對非我族類，殺無赦，圖的只是勝者為王與所謂的千秋大業。史册固然永遠記載勝利者的功勳偉績，但血跡斑斑，不忍卒睹。
在世界大小國家，武漢/新冠肺炎爆發後，屍體擺満一地（如義大利），各國政府束手無策，特别是貧窮落後地區。中國卻急忙的動員國家宣傳機器，祭出民族大義的旗幟，對内對外，大肆宣稱病毒來自境外，推卸責任，一付事不關己的冷酷。
武漢／新冠肺炎引起中美之間的國際紛争（罪魁禍首的追究），以及因肺炎稱呼併發的海峽緊張（台灣挑釁中國），兩者的事實／真相如何，未來的歷史學家終究會弄個水落石出，不容狡辯，也耍賴不得。北京可以改寫自己的歷史，卻難以阻止他人據理直書。
肺炎病毒没有國界限制，貫穿國際或兩岸關係的一個共同因素是中國的角色。北京的内外説辭是，從一開始，中國發揮了强大的决心（封城封省）與領導作用（中共與人民站在一起），包括以中央政府高姿態，大言不慚的强調相當「照顧」台灣人民。至於排斥台灣於WHO門外，就别提了。
在國際上，中國成為美國之外的第二經濟與軍事强權，大致有目共睹，無須争辯。為了肺炎病毒的起源，中國與美國相互指控，基本上是國際關係中現實主義（realism）操作的必然後果。現實主義者堅信，不論是硬實力或軟實力，力量是唯一恐嚇、馴服、打撃或壓制對方的不二法門，稍一讓步，便全盤皆輸。
在海峽兩岸關係方面，中國照樣運用現實主義者的力道，以軍艦軍機四周環繞台灣，處處顯露强國吃定弱國的威嚇（更何况在北京眼中，台灣不是什麽國家），擺明的是你奈我何的架勢。再加上北京在台北的代理人（自願或非自願），中國對台灣的直接和間接威脅無所不盡其能，稍一退卻，就顏面全失。
一個强大的中國，不必耀武揚威（軍機到處飛），甚至以鄰為壑；一個弱小的台灣，更不必任人宰割，俯首認命（向一國兩制／兩制台灣屈服）。在北京看來，台灣頂多是3萬6千平方公里的一塊土地，而非2300萬人安身立命的家園。即使用飛彈和炮火夷為平地，台灣依舊孤懸海上，只是紅旗飄揚，寶島不再。
要島，不要人，一向是北京對台北的殺手鐗，十足是「非人的殘酷」。中國再強大，也強不過把人民當芻狗；如果解放軍跨海發動戰争，以武力拿下自由民主的台灣，為中國民族大義祭旗，豈只是北京的蠻横，更與和平為敵。
＊作者為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