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漲船高，是一個再自然不過的合理現象。大水沖過來，只要船底没破，所有船隻都會隨著水位上漲而升高，也許摇晃程度不同，但是船身大小不可能改變，没有任何證據顯示大船會變得更大，小船更小。這個道理應用於肆虐世界各國的武漢／新冠肺炎疫情，也説得通。
發生在湖北武漢的肺炎，由於中共政權先採取極端手段（封口、封城與封鎖資訊），壓制了疫情的對内擴散，等到各國遭殃後，又對外伸出援手（向一些國家提供醫療人員和防疫資源）。許多人（如前中央通訊社董事長陳國祥）因此認為，在控制病毒上，社會主義（在中國是共産黨獨裁專制）遠比自由民主體制來得有效，中國也變得强大，堪以大國與强權地位，擔當世界領袖。
厲害了，中國！這種看法簡直是對中國強大意義的認證偏差，與對中國强權職責的荒謬期盼，誤把馮京當馬涼，一種錯置的對比，不免一廂情願。
強大，不必以戕害人權與生命為代價；強國，也不必以霸權横行世界為出發點。前者，難免是外強中乾，遲早官逼民反；後者，是虛張聲勢，終究難以為繼。
在武漢／新冠肺炎病毒流竄時，其它國家以符合國情的方法對抗疫情（如美國或英國等強權），即使災情慘烈，死亡無數，為什麽就是自由民主國家的先天缺陷？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4月5日以台灣為例，指出民主國家不用嚴厲手段，一樣能控制疫情。再説，歐美民主國家為什麽又會萬劫不復，無法像中國劫後再起，如鳯凰浴火重生？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4月6日在對全國電視演説中表示，後代將會感受到英國對抗疫情的堅强。
面對中國興起，從中國國民黨政客到一些親中記者和名嘴（如葉毓蘭、王又正、黄智賢等），不乏類似陳國祥的論調和大國情結，更對北京自誇自擂的話語照單全收。天地不仁，中國的强大何嘗不以人民生命為草芥？殷鍳不遠，由官方到民間，中國無疑不曾從慘痛的歷史經驗裏學到任何教訓，悲劇遂一再上演，越演越烈，屍體越堆越高。
2002年11月，SARS爆發於廣東，2003年6月，病毒被遏止。依世界衛生組織（WHO）當年的統計，全球813人死亡，其中以中國（348人）、香港（298人）和台灣（84人，台灣官方確定數目為73人）最為慘重，佔全部人數的89.8%，包括17位醫護人員殉職。到目前為止，光是中國死於武漢／新冠肺炎的人數，就已經超過3000多人，更别提世界各國的幾萬人。不分地域和人種，有多少人喪命，就有多少破碎的心靈與家庭。
在全球化結構與過程中，國與國間互動，千絲萬縷，牽一髪，動全身。不論是什麽名稱，武漢／新冠肺炎先是發生在中國，隨後横掃世界各地，如秋風打落葉，不過是病毒不分國界的無情現實。從中國到其它國家，病毒侵襲，如海嘯過處，摧枯拉朽，慘不忍睹。對數以億計的無辜升斗小民來説，肺炎其實是一個可以避免的殘酷災難。 （相關報導： 最艱難的戰疫！美公衛局長警告：未來一週疫情將如「珍珠港、911」再臨 ｜ 更多文章 ）
英國歷史學家Eric Hobsbawm在《極端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1994）一書中説，我們世紀的最大殘酷是，體制與常規的遠距决策（remote decision，不是你我的參與）帶來「非人的殘酷」（impersonal cruelties），特别是它們可以被合理化為不幸的操作危急（必要之惡）。放到武漢／新冠肺炎的情境下，幾乎快30年了，Hobsbawm的話依然一針見血，令人不勝嘘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