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一九六六年創辦《明報月刊》時，中國正是風雨飄搖的時候。當年您和朋友姜敬寬通信時，就認為《明報月刊》的風格想辦成『五四時代的北京大學式』、『抗戰前後的大公報式』。」金庸說：「那是很公正，憑良心講話。到《明報月刊》四十年時，我還是講：我當時是拼著性命來辦的，準備給打死的，結果沒有打死，還好。他們覺得我很勇敢，我說在香港做事情，勇敢一點也不奇怪。如果這個事情發生在廣州，勇敢才了不起。香港這個環境中，要勇敢很容易的。」我問：「您投入到辦報的精力比寫小說的精力更多？」金庸答：「辦報是真正拼了性命來辦的，寫小說是玩玩。」
在聊起報界前輩的近況後，我問：「您跟新聞界的晚輩交流多嗎？」金庸說：「我在浙江大學做人文學院院長，其中有一個系是傳播系，我在演講的時候，有些同學就問我：你在香港辦《明報》很出名，辦得很成功，而且人家要殺掉你，你也不怕，我們現在學傳播媒介，應該取什麼態度？我跟學生講：你們要做好人，不要做壞人，這是唯一的標準。不能跟我在香港那樣寫文章，我在香港是拼了命來做的，我是準備把性命犧牲，把報館也準備讓他們鏟掉了。你們現在不能犧牲性命，犧牲報紙事業，你的報紙事業還沒有犧牲，人已經先被炒了魷魚。如果做壞人的話，不做報紙也可以做壞人，男人可以做強盜小偷，女人可以做妓女舞女，寧願做壞人的話，不一定做新聞工作，什麼壞人都可以做。假設浙江一個高官老是貪汙，老是欺壓老百姓，你寫一篇文章美化他，違背良心，這是不可以。這些同學就接受這個觀點。香港的新聞自由在以前英國人統治的時候，跟英國是完全一樣的。」
我問：「您在香港辦報紙和寫小說，最核心的精神是什麼？」金庸說：「最核心的精神是講老實話。中國好的，我就講好的，有人講大話，我就揭穿他的大話。寫武俠小說是為了寫正義的人，好人就講他好的，壞人就講他壞的。社會上有這種人，我就要把他表現出來。」
四、改小說
我對金庸晚年喜歡改自己的小說不以為然，便說：「沈從文先生晚年喜歡改自己的小說，張兆和就跟他說：你不要再改了，越改越沒有以前那麼好。」金庸說：「小說是自己的作品， 自己看總是覺得不好，需要修改一下。人家的作品我覺得不好，但是不好去修改人家的。魯迅也講，一篇文章寫好了放在那裡，不要發表，過十幾二十天拿出來看看，覺得不好，再修改一下， 又覺得好一點，還是放在那裡，再一年半載拿出來看看，再改一下會好一點。」
我說：「您的小說在四十八歲以前精力最旺盛的時候就寫完了，後來做了第一次修訂，還有第二次，更有第三次，這個我就覺得很好奇。」金庸笑了笑，說：「我自己不是好的作家， 好的作家都是這樣子的。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寫好以後要交給印刷廠去付印了，印刷 工人覺得這個字勾來勾去看不懂，他太太就重抄一遍，抄好了放在那裡。托爾斯泰看這完全是 根據自己修改的來抄，當然好得多，但是他覺得自己寫得不好，又把他太太抄的草稿改得一塌 糊塗。印刷工人還是看不懂，他太太又幫他抄一遍，托爾斯泰又把它改了。所以自己寫的文章， 一定可以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