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便說：「錢鍾書也是無錫人。」金庸說：「無錫出了很多名人。章太炎先生在無錫也教過書，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先生也是有名的。錢鍾書先生送了一套書給我，寫一句『良鏞先生指教』。我說：《管錐編》當中有些我還看不懂。他送給我書，我就寫了一封信多謝他。錢先生寫信很客氣，但是口頭講話就不留情面，很鋒利。」我說：「錢鍾書對陳寅恪的學問就有所保留。」金庸說：「錢鍾書寫東西一點一點，寫《管錐編》不成為一個系統。陳寅恪喜歡成一個系統，自己有前後，成為一個系統不容易，中國歷史研究成為一個系統，這中間一定有毛病。」
一談起做學問，金庸十分醉心，尤其對《紅樓夢》有獨到見解：「一般人不是研究《紅樓夢》，是研究曹雪芹。我認為《紅樓夢》不見得是曹雪芹寫的，完全沒有證據證明是曹雪芹寫的，現在有人研究曹雪芹的生平，一寫幾十萬字，我覺得這個路線可能是錯的。如果最後證明這個小說完全不是曹雪芹寫的，那研究完全是空的。馮其庸先生跟我也是好朋友，但是我沒有跟他談這個問題。需要肯定作者是誰，如果連作者都不知道，去研究曹雪芹完全沒有用的。」我說：「現在除了『紅學』，人家還提出『金學』。倪匡先生說，『金學』是他開創的。」金庸朗聲道：「我不贊成有『金學』！」
三、事實不可歪曲，評論大可自由
金庸一生功業，以辦《明報》為重，有人還寫了專著來研究。我說：「聽說您對《資治通鑑》讀得非常熟。」金庸說：「因為那時候《資治通鑑》比較好看，容易看，我小時候在家裡沒有事，看《資治通鑑》像看故事一樣，我覺得文筆好。」我接話：「您也把《資治通鑑》運用到《明報》的領導上來？」沒想到金庸說：「香港是完全的新聞自由。如果今天晚上港督打個電話給我：『查先生，這個問題你明天怎麼寫怎麼寫。』我就把這個電話錄音下來了。我明天去報告英國政府，明天就炒他魷魚了，所以港督是不敢這樣做的。任何香港政府的人員想要干預輿論，你錄音下來確定證據，告訴英國政府，英國政府馬上把港督召回。」
我問：「您做新聞的信條是什麼？」金庸說：「英國報人史各特（C.P.Scott）講：『事實不可歪曲，評論大可自由』（Comment is free, but the facts are sacred）。事實很重要，不能夠歪曲，港督講過什麼話，做過什麼事情，這個事實不能歪曲，但是評論可以自由。我們的意見可以不同，但是根據的同樣一個事實是不能歪曲的。這一點是我們辦《明報》必要的信條。」
我問：「您從《大公報》出來，到了三十五歲時自己創辦《明報》，重要的緣故是什麼？」金庸說：「我在《大公報》工作時，《大公報》還是獨立、自由的，所以《大公報》被認為是中國最好的報紙。我考進去，當然是希望講真話，後來經過大躍進，全部講假話，我說這個報紙不行了。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它還是講一畝地出五萬斤糧食，我講這是假的，我親自到廣東去參觀過。」後來《明報》還跟《大公報》打過筆戰，金庸說：「他們要來打《明報》，《明報》就退讓，不跟它真正地打。他們打到《明報》門口，工人就把鉛溶化了，放在樓上：你們過來，我們就倒下來。他們也不敢過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