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並不從原理上反對死刑犯捐獻器官，只是認為在當前的法治條件下，這種捐獻無法保障對死者利益的尊重。即使在法治較成熟的地區，死囚器官捐獻也會引起巨大的倫理爭議與恐慌。據報導，在2012年12月，台灣兩名生前明確表示願意捐獻器官的死刑犯處決後，數家醫院都拒絕執行摘取手術，一家醫院的理由是曾有一次做死囚器官摘取時，屍體仍有反射動作，給醫護人員留下了巨大心理壓力。而在大陸，死刑犯器官仍然是器官主要來源，這一不正常的現象理應引起更廣泛的擔憂、反思與對解決之道的討論。
有人會說，如果不允許死刑犯捐獻，那麼器官供應的「缺口」怎麼辦？據報導，我國每年有約150萬名患者需要器官移植，但能獲得器官移植的僅1萬例左右。但是，人體器官需求和供給的矛盾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如果一定要實現讓所有需要器官的人的願望都得到滿足，在任何國家都是一種奢侈。我們只能接受現實，緩慢地來彌補這個缺口，而彌補缺口的責任，恰恰落到了每個公民的頭上。
據報導，現階段我國的公民身後器官捐獻率僅約0.6/100萬人口，是世界上器官捐獻率最低的國家之一。要提高人體器官的捐獻率，是要形成一種集體的意識，因為每個健康的人都可能罹患上需要器官移植的疾病，那麼自願在死後捐獻器官，其實相當於一種保險，彼此協作，互保互助，而且加入的人越多，保障的強度就越強。當這樣的認識逐漸流行開來時，器官捐獻也會越來越多，供給壓力就會逐漸緩解，而繼續以死刑犯器官作為主要來源，不僅形成嚴重的人權侵犯隱患，而且造成沒有壓力去倒逼普通人自願捐獻。從這個意義來說，器官來源嚴重依靠死刑犯器官是這個社會的悲哀，反映了整個社會互助意識的缺乏。
但當然我們也不能過度苛責公眾。一個原因是，社會觀念正在變化，我們往往忽視觀念變遷的速度，新一代人可能會在器官捐獻方面變得非常開明。另一個重要的現實原因是，當前公民對器官的分配公正存在嚴重疑慮，所以器官的捐獻和移植必須成為一個有監管的透明的體系，器官去向透明，器官來源可以溯源，器官的分配要公正，主要根據醫學上輕重緩急的程度來分配，而不是按照受體的財富和社會地位來分配。這是一個複雜的棘手的工作，但必須向這個方向努力。如果做不到，那麼全社會就將繼續為無法達成合作而承擔成本與痛苦。
當然，想必有的人會主張另一種路徑，就是完全放開器官交易，這是個更複雜的問題，筆者是反對的，因為就像「自由」的性交易一樣，理想中「自由」的器官交易，在存在社會地位、財富、力量差別的現實的人中間，往往變成不自由的奴役，在中國貧富差距懸殊、底層權利利益無保障的現實中就更會如此。當前，中國對人體器官買賣採取完全禁止的立法態度，這也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做法，這一點短期內不會改變。在允許器官交易不可能的情況下，在現有條件之下，只能是優先解決最緊迫的現實問題，就是死刑犯器官被恣意利用的問題，而要禁止死刑犯器官被恣意「利用」，就必須從一開始就禁止死刑犯向除其親屬之外的人「捐獻」器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