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類讓生活機會平等化的干預，當然需要透過稅制籌措資源。例如，北歐國家薪資的平均稅負遠高於較自由放任的盎格魯撒克遜經濟模式國家。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報告，丹麥2012年包含各類稅捐的平均稅負為39，瑞典則為43，相較於美國的30%，和英國的32%。
我們也從前面章節看到北歐國家較為平等，雖然我們仍不清楚這有多少歸功於勞動供給的差異、或體制性的選擇。不過，工會化在北歐國家較為普及。據OECD 報告，瑞典員工2010 年的工會化比率為68%，丹麥則為69%，相較於英國只有26%，美國則只有11%。雖然丹麥或瑞典都沒有正式的最低工資，工會合約通常為各自的經濟領域制訂相當高的最低工資。
大多數視自由市場為經濟調節器的經濟學家，擔心這種工會和稅務干預會因為製造工作的反誘因、限制生產的經濟安排而導致生產損失。美國在2010 年的人均產值為4.2 萬美元（以2005 年的幣值計算），確實高於瑞典（3.5 萬美元）和丹麥（3.6 萬美元）。不過，市場較自由的英國人均產值只有3.2 萬美元，因此沒有證據顯示遠為平等化的北歐社會體制對生產造成顯著的影響。26 美國的成人工作時數較長，所以如果以工作小時衡量產值，美國和北歐國家的差距會更小。
社會做其他體制性的選擇來擴大或縮小地位不平等。以攸關許多下一代職涯與地位的大學教育為例，包括美國、英國、中國和日本等社會，對想進入教育機構的學生都進行極端的揀選。最具聲望的大學—哈佛、普林斯頓、牛津、劍橋、北京、清華、東京等—大體上會根據各個社會認定的優點來挑選學生。他們招募的學生來自能力分布的最頂層—而且正如我們前面談到，集中在淵源流長的菁英家庭。在美國這類大學還可能採取「傳承」入學政策，優待父母也就讀相同大學的學生。
在美國，這些菁英大學的優勢因為來自校友和其他人的私人捐獻而強化。在一種不正常形式的慈善捐獻中，已擁有優勢者得到的更多、劣勢者則無緣受惠。 牛津和劍橋近幾年來很努力倣傚美國這種爭取富人捐獻的籌資策略。沒有證據顯示這種極端的能力揀選對大學體制的運作有建設性。在其他高度成功的社會裡，例如荷蘭或德國，大學對大學部學生的組成寬鬆很多。因此在德國排前十名或二十名的大學，學生的地位或品質差別並不大。著名的學校如海德堡大學（Heidelberg），並沒有對大學生入學特別揀選。在海德堡較冷門的大學部主修課程如古典或古代歷史，仍然開放給所有符合大學資格者，即高中畢業者修習。其他研究課程如醫學或法律，在入學時有嚴格的挑選程序，但這在許多別的德國大學也一樣。荷蘭在更前進的平等主義嘗試下，自1972 年以來醫學院名額不再只純粹由才能決定，例如高中成績，而是透過一種加權抽籤方法，開放給所有符合最低資格標準的學生。
在美國的社會模式下，極端的地位與結果的差異被容許、甚至被鼓勵存在，根據的是認為這可以培養和增進社會流動性。我們已在所有社會群體互相通婚的社會看到，社會流動性最終會使所有社會群體和所有家庭的預期結果趨於相等，但這種流動的速度極為緩慢。因此北歐的模式使用社會體制來降低地位的差異，使菁英和下層階級的結果看起來較理想。
※ 編按：著名經濟歷史學家葛瑞里．克拉克採用了一套全新的分析技術，他追蹤檢驗許多世代的多樣化家族姓氏，時間貫穿800年，結果發現世界階級的流動性遠遠比過去認為的低。正當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引發人們質疑資本主義在創造財富與分配的功能時，克拉克也引發了資本主義影響社會流動性的疑問。本書由時報出版，風傳媒與時報出版合作先行刊出精華書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