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收養結果的研究強烈暗示，被收養者結果的大多數變異來自他們的親生父母或機運，而非來自他們養父母。生物學可能無法解釋一切，但能解釋大部分。不過，收養研究確實不排除社會干預可能改變來自最劣勢背景孩子的結果。
例如，智力遺傳的研究發現，養父母對幼齡孩子的結果影響很大，但較接近成人的孩子智力也比較類似他們的親生父母。因此一項在科羅拉多州進行的長期研究，比較被收養小孩與控制組的非收養家庭孩子，發現在16 歲時被收養的小孩與養父母智商的相關性幾乎是零，低於控制組平均的0.3。
不過，收養研究的限制之一是，養父母中的變異並不包括「劣勢環境的極端因素、忽視和虐待」。 養父母必須經過收養機構篩選，而親生父母不必面對這個程序。因此當我們比較這些研究的先天和後天影響時，實際上已排除後天會發生的一些變異。但科羅拉多收養計畫一系列論文的作者指出，收養家庭「相當合理地代表了中段90% 的人口」。
研究被收養的孩子長大成人後的生活較少見。它們支持先天凌駕後天的看法，但認為後天也有一些影響。這些收養研究顯示，即使我們可以讓美國小孩的家庭環境都相同，也只能小幅降低社會結果的代際相關性。此外，我們並不清楚公共政策可以為了影響孩子的社會結果，在改變家庭環境做到多少。公共政策可以改變家庭可賺取的所得數量，甚至改變父母獲得的教育量，但家庭所得和父母教育在孩子的結果所扮演的因果角色，本身就很不確定。父母行為的其他因素無法藉由公共政策來彌補，這可能是關鍵所在。而父母的其他行為很可能與父母的遺傳有關。要透過政府的措施來降低遺傳決定社會結果的影響，也許是不可能的事。
如果社會地位大體上是透過遺傳基因或家庭文化來傳遞，那麼突發的財富應該對跨越多世代的社會地位只有較小的影響，比不上藉由天生的較高社會能力所獲得的財富。不過，我們很難找到與突發者的特性不相關的隨機財富突發例子，可以讓我們觀察對下一代的影響。芝加哥大學的布利克萊（Hoyt Bleakley）和西北大學的佛瑞（Joe Ferrie）在一項有趣且精心設計的研究中，記錄了這種隨機的財富突發及其世代性的影響。美國東部在1830 年通過印地安人移居法（Indian Removal Act）後，切羅基族（Cherokee）的移居打開了喬治亞州西北部大片土地供分配。喬治亞州在1832 年擬訂一套抽籤辦法，用來分發切羅基郡的18,000 塊各160 英畝的土地。
喬治亞州至少居住三年的成人都有資格抽取一張彩券。贏家只有成人男性人口的不到五分之一，分配的每塊土地平均價值相當於1850 年喬治亞州的中位數財富。此外，土地可以立即出售：贏家不需要自己持有財產或管理產業。因此抽到彩券等於對喬治亞州成年男性隨機挑選的一大筆現金轉移（相當於今日接近15 萬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