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至少有一項研究發現，所得劇變對孩子的結果有較顯著的影響。歐瑞波洛斯（Phil Orepoulos）和我的同僚佩吉（MariannePage）及史蒂文斯（Ann Stevens），探究加拿大一家公司倒閉後，失業父親之子女的所得影響。這種失業對員工未來所得產生永久性的影響，可視為影響個別員工所得的不利隨機劇變（radomshock）。研究挑選的每一名男性員工，都有一個公司倒閉時年齡介於12 到14 歲的兒子。
研究發現，公司關門六年後，這些家庭的所得仍然比倒閉前平均低9%。因此這些兒子在年輕時經歷一段比控制組所得低的時期。
到28 歲時，受倒閉影響的兒子所得，比控制組家庭的兒子低8%。所得劇變的影響跨越世代，其代際相關性接近1。這是一個很令人困惑的結果。與父母教育、個性、動機和能力差異有關的所得差異，應該與這些兒子只有很弱的傳承關係。父親因為這些原因而增加所得一倍，與孩子所得增加不到一半有關聯。
但公司關閉的隨機劇變造成的所得改變，只會透過有限的管道（例如教育資金減少）影響孩子，然而卻幾乎完全被兒子傳承。這並非證明所得改變對孩子前途造成了獨立的影響力：這其中必然有某些所得以外的機制在運作，才導致如此顯著的影響。
低流動性與不平等
本書一再談到社會流動性很低，地位透過家庭而強力繼承，而且很少證據顯示我們有能力利用可行的社會計畫來提升流動性。面對這樣的現實，社會應該把重點放在降低繼承的能力，以及家庭倫理和期待社會對有不同能力者的獎賞。如果這麼多社會結果是在出生時就決定了，那麼我們可以訴求於人的正義感，要求更多重分配。
例如，有許多人支持必須轉移資源，以確保出生有身體障礙者不致因此而貧窮。如果社會成功與失敗在出生時就注定，那麼，理所當然的，為什麼不提供更多支援給在隨機抽籤中運氣不佳的家庭？
如果我們不能改變家庭社經地位可繼承的優勢和劣勢，我們至少應減輕這些差異的影響。因為雖然沒有證據顯示我們可以改變社會流動性，卻有許多證據顯示社會可以降低所得、財富、健康和相對社會地位的不平等。如果低社會流動率真的是自然的定律，正如無可爭辯的重力常數，那麼我們應該節省時間在操心它們，該操心的是決定社經結果不平等程度的體制。
當然，部分所得與財富的不平等，是社會體制無法掌控的社會力所造成，但稅制可以減輕這些市場力量對報酬分配的作用，而且社會可以控制它們在各種社會體制所製造不平等的程度。
部分社會使用公共干預來做某種程度的補償，以減輕貧窮家庭繼承的劣勢。例如，瑞典為貧民家庭採取廣泛且有效的教育與健康干預，超過美國的作為。兩個社會都呈現教育年數與預期壽命的相關性，只是程度不同。在2010 年的瑞典，高中畢業生和部分接受大專教育者，在30 歲時的預期壽命差異不到三年。 然而在2008年的美國，若只看白人，這個差距在25 歲時為七年。23 兩國的差異反映出許多人的看法，即瑞典透過全民醫療照顧和其他社會福利，縮小了富人與窮人的生活條件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