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擔心人的努力無法改變前途的關切，是受到誤導的想法。即使代際相關性高達0.75，整體社會地位的結果仍有超過五分之二的變數無法預測。的確，對位於底層的人來說，在一個世代內攀至頂層的機率微乎其微。但人仍然有很大空間可以改善社會地位，達到比他們父母更好的境地。而且底層階級者的前景雖然暗淡，但對其前景的整體預測確實是會比他們的父母輩更好。
關切人的努力是受誤導的第二個理由是，雖然我們可能相當程度預測你人生的成功，但你的任成功仍然必須藉由奮鬥、努力和創造來獲得。我們只能預測，你可能是會努力、並承受過程中的挫敗、最後達成社會和經濟成功的類型。即使成功來自遺傳，預測社會成功並不像預測身高。在高所得社會，個人幾乎無法改變他們先天由遺傳決定的最終身高，但個人的社會和經濟結果取決於努力。
對第三個關切浪費潛力的回答較複雜。第6 章和第7 章提出的單純社會流動性，假設流動性是由根本能力的高度傳承所推動。如果現有的社會流動率暗示社會潛力喪失，那麼一定可能藉由金錢或其他資源轉移給家人來改善根本能力。相反的，如果有不可能透過干預來大幅改善下世代的結果，那麼就沒有潛力被浪費，而社會流動率就很理想。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這個世界，一切都是為最好而安排。
墨瑞（Charles Murray）在近來的著作《分崩離拆：美國白人處境1961-2010 年》（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中，記述了美國白人下層階層的行為在許多方面不同於白人上層階級。
對婚姻的滿意度較低、離婚更常見，較多兒童與雙親之一居住、較少與親生的雙親居住。男性和女性都較少工作。犯罪行為—包括暴力和盜竊—較常見。上教堂的比率較低。較少參與投票。對其他人是否公平和誠實的信任感較低。墨瑞傳達的訊息很單純，只要白人下層階級的行為和價值不同於白人上層階級，他們的社會結果就會大不相同。
墨瑞訊息另一個重要的部分是，在1960-2010 年期間，白人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行為的分歧持續擴大，增加了現代美國的所得不平等，強化了優勢和劣勢群體的地位壁壘。然而本書前述的美國社會流動性分析，並未發現社會流動率在晚近幾十年有下滑的跡象。
像赫克曼和墨瑞這些思想家所主張的社會政策、或加強教育美國建國先輩的清教徒倫理，可以大幅改善低地位家庭的結果，進而提高社會流動率，但是這些主張有沒有獲得證據支持？測試這類主張的方法之一是，檢驗被收養者的結果。如果地位結果主要取決於社會，那麼被收養者與養父母的相似性將和子女與親生父母一樣，而且他們也會與沒有基因關係的兄弟姊妹很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