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協商會議之所以能在1946年召開，是因為從訓政轉向憲政是當時社會的普遍要求，是政黨間的最大共識，同時也是因為當時政黨間形成了大致均衡的力量結構。當時如果是國民黨一黨獨大，或者是中共的武裝力量已足夠強大，再或者是協力廠商民主勢力極其薄弱，那麼政治協商會議是開不起來的，而能夠開起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國民黨、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之間形成了一種政治「均勢」，國民黨不是絕對強，共產黨只是相對弱，民主黨派居間發揮作用，再加上國際國內形勢的壓力，讓各政黨能夠坐在一個會場裡，共同討論立憲問題。
國共內戰，政治平衡被迅速打破，隨著中共武裝力量取得節節勝利，政治均衡也就不復存在，政治協商所取得成果毀於一旦。可見，政治協商制度是政治力量大致均衡的產物。從目前大陸的情況來看，因為不存在著外在於中共的制約力量，所謂政治協商制度就是一個花瓶，但是，如果從台海兩岸大的格局上著眼的話，1946年初的政治均勢現在依舊存在。中共不僅要和國民黨談，還要面對民進黨的挑戰，兩岸力量對比雖然懸殊，但大陸要用武力來統合兩岸，絕無可能。由中共、國民黨和民進黨所構造的這個政治生態，恰恰是構建兩岸憲政架構的現實基礎。
因此，重啟台海兩岸政治協商機制的客觀條件是存在的。中共主張，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既然什麼都可以談，為什麼就不能建立起一個商談機制，就建構兩岸憲政架構進行最廣泛的政治協商？1946年由國共兩黨和協力廠商勢力共同開創的政治協商模式，是目前兩岸都可以繼承的政治遺產，其中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對於破解台海兩岸困局仍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台海兩岸各方政治力量和有識之士，共同鼎力重建中國憲政框架，正當其時。
四、在憲政框架下實現兩岸統一和共贏
台海兩岸政治制度不同，實力差距懸殊，政治訴求大相徑庭，要共同推動構建一個兩岸都能接受的憲政框架，難度肯定很大。對於中共來說，實現台海兩岸統一是其最大關切，越早統一越好，不能長期維持現狀，統一要有時間表；對於國民黨來說，繼續實行兩岸“不統、不獨、不武”的政策，符合臺灣的最大利益；而對於民進黨來說，其台獨立場一直未變，至今仍然堅持臺灣去中國化的政策。三黨對於台海兩岸截然不同的不同看法和訴求，能在一個憲政框架下達成基本共識嗎？
基於台海兩岸目前的現狀，首先可以明確作出三個判斷：第一，中共試圖以「一國兩制」的方式統一台海兩岸，絕無可能被臺灣大多數民眾所接受；第二，國民黨「不統、不獨、不武」的政策絕無可能長期永久實現下去，它早晚還是要面對兩岸統一問題；第三，民進黨的台獨政策絕無可能得以實現。我相信，這三個判斷不是主觀判斷，而是三黨都必須接受的現實，面對這三個「絕無可能」的現實，兩岸的主要政黨和政治人物，應該拋棄己見，解放思想，以更寬闊的眼界和更長遠的意識，著眼於台海兩岸關係的憲政建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