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垮台，可以用一個類比形容。一個人出問題，通常涉及到個人素質；幾個人出問題，大多起於思想教育；一批人出問題，必然和組織制度有關；一代人出問題，就是整個權力結構和文化出了問題。周永康的貪腐，雖不至涵蓋整個文化，起碼與組織制度有關，他倒了，中共的紀檢體制若不能及時匡正，貪腐的亂源還會繼續下去。
周永康大半的職業生涯是在石油領域，實惠但與中共傳統的權力結構關係不大。不過，他精於鑽營，懂得錢權交易，廣佈人派，使他登上政治局常委的頂峰，兼任中央政法委書記，掌握全國公安、檢察、司法乃至國安等系統。
就級別而言，中央政法委（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不如中央紀委（中共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中央紀委書記向來由政治局常委擔任，如改革開放後從陳雲、喬石、尉健行、吳官正、賀國強到十八屆的王岐山等，都是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政法委書記則未必，有時由政治局委員（而非常委）兼任，如十四屆的尉健行與十五屆的羅幹，他們還未升任常委之前就主掌政法委。
除了這層不同，即便有常委擔任政法委書記，排名也在中央紀委書記之後，如十六屆的吳官正排在羅幹之前、十七屆的賀國強排在周永康之前。
問題是，級別雖有差，排名有先後，若中央紀委書記和中央政法委書記同樣是政治局常委（國家領導人），基於集體領導原則，他們之間很難分出上下，而以功能作為區分；中央紀委負責黨員幹部的言行貪腐，限於黨內；政法委則超出黨界，直接管制人民，如2003年起，全國各地的公安廳（局）長由同級黨委政法委書記兼任，已成普遍現象。這種兼任模式直到周永康出任政治局常委，手握中央政法委大權後顯得更為嚴重。
按黨紀說，中央紀委可以監管中央政法委的「違紀」濫權，就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一再強調的「黨要管黨」，但當黨中央的決心不大或威望不足時，在高層中間只能井水不犯河水。在「胡溫體制」的十年間，幾乎看不到鐵腕的反腐措施，吳官正與賀國強幾乎成了「無聲」之人，即便有些成果，也僅於戰術層面（個別案件）的反腐，無關於制度的建立。有分析認為，這種井水不犯河水，如同「權力分贓」，在黨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窘況下，誰還動得了周永康。
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是一個關鍵。習近平上台後，中央政法委書記首先退出政治局常委之列，改由政治局委員擔任，凸顯常委主導中央紀委的「管黨」作用，王岐山勢如破竹的反腐行動顯然由此而收到成效。
在緊盯「大老虎」（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前軍委副主席徐才厚）的同時，習近平又啟動「巡視」和「派駐」制度，從地方到中央，全面打擊貪腐，逐漸形成反腐機制，目前看來效果也是顯著的。
當然，反腐要形成真正的制度化，不能單靠「巡視」和「派駐」，而需要從總體上，推動黨在紀檢體制的革新，由權力上的反腐（打老虎為代表）轉向制度上的反腐，從懲治轉向預防，才能發揮事半功倍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