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刀》問世十年前，周作人寫道：「近幾年來我心中老是懷著一個大的疑情，即是關於日本民族的矛盾現象的，至今還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愛美，這在文學藝術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為什麼在對中國的行動顯得那麼不怕醜。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藝美術都可作證，行動上卻又那麼拙，日本人喜潔淨，到處澡堂為別國所無，但行動上又是那麼髒，有時候卑劣得叫人噁心，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說是奇蹟。」本尼迪克特用文化人類學解開周作人的疑情：這奇事的根由在於歐美文化是良心大大地好的「罪文化」，而日本人總得有人盯著指著才知「恥」。
更早些時候，一九二八年戴季陶出版《日本論》，寫道：「日本封建時代所謂『町人根性』，一方面是陰柔，而一方面是殘酷，以政治上的弱者而爭生活上的優勝，當然會產生這樣的性格。現在日本的實業家裡面除了明治時代受過新教育的人而外，那些八十歲級的老人裡面，我們試把一個武士出身的澀澤，和町人出身的大倉，比較研究起來，一個是誠信的君子，一個是狡猾的市儈，一個高尚，一個卑陋，一個講修養，一個講勢利，這種極不同的性格，就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武士、町人的差別了。」從社會階級看透日本人的兩面性。近代以來大和民族的兩面性是武士與町人（商人工匠等市井之人）的合體，「現代日本上流階級中流階級的氣質，完全是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穿了一件『武士道』的外套」。誠信、高尚的品格是德川幕府用儒家思想對武士進行改造的結果。清除武士的「武」，那種從激情燃燒的歲月帶過來的野蠻的殺伐之氣，修養成「士」，以充當領導階級。明治天皇復辟後接連興戰，鼓吹武士道，我們知道的武士形象就一副野相了。
哪種文化都具有兩面性，非日本獨特。民族的兩面性不一定分明地體現在一個人身上。魯迅在《一件小事》裡寫了車伕和老女人，這兩個人物合起來表現出中國老百姓的兩面性。一方面高大得「須仰視才見」，另一方面「眼見你慢慢倒地，怎麼會摔壞呢，裝腔作勢罷了，這真可憎惡」。倘若他當年更無情面地解剖那老女人的可惡，或許當今中國不至於有滿街的「扶不扶之惑」。魯思‧本尼迪克特沒到過日本，著作中令人目不暇接的事例好些是得自俘虜或文學作品。戴季陶在日本前後生活過八年，更作為孫中山的翻譯、秘書接觸過很多日本要人。有日本學者認為戴季陶《日本論》具有體系性，足以比肩《菊與刀》，某些地方更凌駕其上。或源於歷史，或意在取巧，中國人觀察或研究日本多偏重文化或風俗，近現代人們更關心政治、經濟，卻天然是西方人的擅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