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中國政府在治理層面的應對，存在多個薄弱環節。下次再遇到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希望中國的決策與政策實施過程能更人性、更靈活、更開放。
治理（governance）通常是指決策制定的過程與政策實施的過程。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有多種定義，在共識層面，中外的共識至少包括以下要點：透明、責任與追責、回應民眾訴求、參與。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暴露了中國當局在治理層面的應對存在多個薄弱環節。
首重政權穩定不被民意脅迫
在追責方面，民眾看到的先是湖北省、武漢市兩級黨委、政府的無作為，直到一月二十一日主要領導還在參加春節聯歡。繼而在疫情已擴大的情況下，武漢市委書記、市長、國家疾控中心等相關部門相繼「甩鍋」（推卸責任）。市委書記與市長向媒體透露武漢市早已上報疫情，或許礙於官場禁忌或政治正確，沒有明確指出向哪個上級部門報告，在報告後上級部門又是如何指示的。
中國國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因與同事合作在《新英格蘭醫學期刊》發表新冠病毒論文，而受到質疑為何不第一時間向公眾預警，即便有高福友人向外界透露，高福是從微信朋友圈而非正規上報管道得知新冠病毒資訊，試圖幫他澄清，但仍然很難回應公眾的疑問。
二月中旬，湖北省、武漢市委書記換人，雖然看上去是一個大快人心的命令，但正式的通知並沒有解釋換人的原因，甚至外界從文本中看不出原來的官員是因履職不力而被撤職，還是未來另有任用。
最高層首要關切的仍是政權穩定，因為對他們來說，疫情總是可以被「戰勝」的，需要關注的只是這場戰爭的傷亡人數、持續的時間和戰後恢復的成本。如果有人期望在「戰時」藉民意不滿挑戰政權的根基，這是絕對不會被允許的。
因此，假如開放媒體管控、進行真正獨立的調查，以追蹤此次疫情各方的責任，如果調查得出一個駭人聽聞的結果，比如某病毒實驗室管理不慎，或某主管領導因考慮馬上要實現的個人升遷，而下令封閉消息管道，出於政權穩定的考慮，這樣難以被民眾的感情與理智接受的結果，很難被公之於眾。
這是中國官僚體制的邊界：可以有限地追責，但不能完全被民意壓力脅迫。出於自救本能的意見表達，與良好願望的社會改革建議，像氣壓閥一樣限制在一定空間內。媒體可以監督的政府層級也從來都是有限的：黃岡市衛健委一問三不知的主任可以被媒體批評，但對國家衛健委官員的採訪就不是自由的。
一刀切政令缺少周延思維
與二○○三年「非典」、○八年汶川地震時的媒體自由度相比，二○年新聞媒體可以操作的空間今不如昔。去中心化的社交媒體正在瓦解著傳統媒體的專業權威，人人可以發表聲音，但也給官方控制資訊管道遞上了一把刃劍──闢謠。藉著「闢謠」的名義對個人帳戶禁言、銷號，這是傳統媒體時代不曾經歷的新現象。
良好治理的另一個重要元素，是政策對民眾的回應性（responsiveness）與民眾的可參與性（participation）。目前在中國各省，「一刀切」式的政令從省級政府下沉到基層，從治療病患到控制出行（到外地去），雖然是一種高效率的手段，但也帶來了無法預計的成本。
參與救治的前線醫生早就觀察到，用來檢測病毒陽性的核酸試劑會出現「假陰性」結果的現象，並提議增加斷層掃瞄診斷做為確診標準，但直到二月中旬，這一建議才被採納。這期間被「假陰性」病例傳染的新發病人難以統計。
無數的居民社區向居民發放通行證，規定每戶每兩、三天只能有一人出外購買生活必需品。更有甚者，有些需要定期去醫院做透析、化療、移植等定期護理的合併新冠肺炎重症病人，因得不到及時治療、不想拖累家人而跳樓自殺；也有因得不到救治而被要求「居家隔離」的家庭，出現了全家人因新冠肺炎去世的「滅門」慘案。
這種一刀切的極端政策出台，不僅是因為政策制定者缺少一個複雜周延的頭腦，還因為他們希望用最極端的形式可以達到最小成本、最大收益的效果，從而降低決策者需要為防疫不力而負責的風險。已經有一些地區的官員因防疫不力而被免職。
在「採取極端政策─疫情擴散」與「不採取極端政策─疫情擴散」這兩種選擇中，肯定是在前者情境下，主事者要承擔後果較少。這是在把防疫當成政治任務、當成政權保衛戰的政治激勵下，各級政府在博弈中必然做出的理智選擇。
決策可更人性、更靈活、更開放
一刀切政策即便真的奏效，那麼也是因為有一條不可逃避的假設，即所有人的狀況都是一致的，不存在任何的特殊性。事實當然不是。前文講到的癌症病人、需要定期接受醫療護理的其他重症病人，就應特殊對待。在生死面前，新冠病人是人命關天，癌症病人同樣是人命關天。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中國政府在治理層面的應對，存在多個薄弱環節。下次再遇到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希望中國的決策與政策實施過程能更人性、更靈活、更開放。
＊作者為哈佛大學碩士，曾在馬來西亞從事東南亞政治諮詢、在香港擔任政治記者。＊本文原刊新新聞第1720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