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商包機返台一事，事涉國人及其眷屬的返國權益，原為美事一樁，不料突發的患例一下子驚起千層浪。其中陸籍配偶到底是不是自己人、又得否搭機返台，成為輿論的關注焦點。對政府的體諒以及對前線防疫人員的不捨，轉瞬間成了一把輿論巨矛，惡狠地將專機上的陸籍配偶指出來祭旗。
事實上，陸籍配偶於兩岸往來、出入境及各項身分證件取得之規範密度、強度上的爭論，早非新鮮事。綜覽外籍配偶歸化及陸籍配偶取得定居許可的規範，不難發現，在「國家安全」的大旗之下，無論是實體、程序要件及審查規定，其概較外籍配偶來得嚴格。縱兩岸政治紛雜，不可否認地，顯著的差別待遇導致了身分權上的不平等，並具體反映在外籍配偶的領證率上。
根據2019年底移民署公布的資料，19萬初的外籍配偶中，有12萬7千多人成功取得國籍，領證率高達66.7%；然而，近35萬的陸籍配偶中，僅有約16萬8千人取得定居、長期居留資格，領證率僅48%。
2016年底，內政部推動國籍法修正，放寬歸化之取件要求，除微調單一國籍主義之限制以吸引高階專業、特殊貢獻人士，對於一般外籍配偶的入籍程序、門檻也進行了優化。政府將該次修法宣傳為留才、平權的一大利多。到了2018年，東亞青運遭打壓一事，陸配卻成為蔡易餘口中「受差別待遇剛剛好」的族群與輿論宣洩的出口。
中共以政治影響力壓迫我國國際社會空間，社會則對台灣媳婦、台灣女婿報以差別待遇及輿論重拳。強凌弱、眾暴寡的戲碼在兩岸輪迴上演，差別僅在主客體不同，手段不同，也就無人省思將中共官方打壓之憤恨交由引頸期盼定居台灣的國人眷屬承擔有無失所附麗，又是否為德不卒。
2019年初，當國民黨立委提案修法放寬陸籍配偶定居限制，輿論攻勢再次席捲而來，該案終不了了之。究竟是「人道考量」被拿來當作政治籌碼，還是「國家安全」被無限上綱，每一位曾受、不願受差別對待的國人及公民，都應細忖，自豪於愛、包容及尊重作為社會核心價值的自己，與抗侮臨敵時的義憤填膺是不是兩種面貌。
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6在記者會中表示，陸配也是我們的家人，也持有長期居留證，當然可以入境。官方貌似釋出善意，但網上群眾顯然不領情，台灣基進前立委候選人吳欣岱於網路上號召連署將本國國籍作為上機的必要條件，在「中國」標籤的磁吸效應下，同樣受到熱烈迴響，筆者撰稿之際，其宣稱已有近八萬人連署，不可謂無輿論代表性。
以照護能量與醫療資源為由，將國籍作為唯一的評估標準，決斷性地將家庭完整及照護需求排除在返台的考量之中，或有幾分道理，但究否有數據上的理據，不無討論空間。再退步言，假定國人確有共識欲將國籍作為篩選的天條，陸委會主委陳明通亦曾在記者會中表示，當初飛機要能起飛返台，除名單外三人，皆已經陸委會的許可。職是，就是基本的名冊，在台相關單位不會不知道，機上載有為數不少的陸籍配偶。
政府大可先就允否具居留證之陸配返台一事，在防疫考量為前提下作妥善安排並事先明言，交由滯漢台籍人士及其眷屬就返台與否自行決定。人人都想回家，機上的陸籍配偶，可能是台灣媳婦、也可能是台灣女婿，更可能是帶著台灣孩子回鄉探親的爸爸媽媽。無論名單是否合乎政府優先序之設定期待，也上了機、回了家。出現確診病患自然是整體社會的不幸，然倘由國人之陸籍配偶全然承受兩岸公權力對洽不暢及防疫隱憂的輿論焰火，是否不甚道義？
以日本撤僑為鑑，7日上午，日本的撤僑班機，載回198人，包括80名陸籍、台籍的日本人配偶，都非無例可循。有者論道，不能以日本等大國的醫療資源與台灣相比，此言又不啻與過往對台灣醫療水平的驕傲自相矛盾，以台灣今天之進步，台日國人平均可分配之醫療能量，竟有如此殊懸？
著眼當下，如何在醫護能量的分配與人道情懷的拉扯中抓取平衡，看似不易，但若能屏除意識形態，實際上可做可為之處，還有許多。一如陸委會的規劃，依救護需求、急迫性，作優先順序的安排，但考量則以家庭為單位，一來能指揮中心及陸委會對急迫性的要求，一來也能在返台安排上更盡人情。
就算不以人道角度思考，陸籍配偶究該享何等待遇一事，也未嘗不能以功利主義論之。按主計總處的數據，國人有近40萬在陸就業，佔海外總數是各地區最高。國人日常生活中，無論就學就業，欲與對岸完全社會斷鏈、經濟脫鉤本質上不切實際亦不可能，同時這也是超越政治立場，政界各黨、社會各派再再明白不過的道理。即便在國際上迭受打壓而憤恨不已，期望國人在陸就學就業上能得到妥適的照顧與安排，也該是社會的共識與期待。
大者不仁，小者不能不智。先能拭面容言，而能惠洽四方、近悅遠來，莫讓政治上的憤慨，凌駕了專業論辯與人道精神。如何避免讓兩岸在政治領域上的爾虞我詐與針鋒相對，成為兩岸人民交流往來的負擔與不便，是台灣證明社會價值是否聲符於情、做出高度與氣度的重要選擇。
＊作者為政治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