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浪潮下的美國檢察官
2016年底，聖塔克拉拉郡檢察官辦公室在犯罪策略組的協助下，完成起訴案件種族組成之分析報告，在相關數據的支持下，推動一系列消弭執法活動中種族偏見的政策；且該辦公室也與專業研究機構合作，進行一系列檢證種族偏見影響起訴決定的實驗。同樣的，舊金山檢察官辦公室也透過犯罪策略組這個平台，著手進行警察執法活動的系統性量化數據分析，並試圖建立隸屬於檢察官辦公室的偵查單位，強化調查警察風紀與濫權的能力。犯罪策略組的建置，目前雖遭遇諸多阻礙，惟該組織已緩慢但逐漸在改變檢察官的觀念－起訴案件與法庭活動將不再是這些檢察官辦公室的唯一任務，在這個組織藍圖中，美國檢察官將成為資訊的統合者，並擁有開發新案件的能力。美國檢察官是否會因為犯罪策略組或類似組織的建置，在既有的廣泛結案裁量權外，獲得偵辦案件的主導權，而成為集合犯罪偵查、認定事實、起訴與裁決權於一體的強大角色？抑或如同前任舊金山警察工會主席，在評論檢察官試圖主動調查警察濫權時所形容的，只是個「充滿野心的驢蛋」？美國檢察官權力與法律定位問題，勢必再度成為辯論的焦點。
移植「美國經驗」？
最後，筆者想透過本文說明，為何「美國經驗」難以被移植至其他國家。首先，所謂「美國經驗」，並非單一圖像所能描繪。美國刑事司法系統具有極高的地域性，各地民選地區檢察官對於如何管理該辦公室享有絕對的決定權。舉例而言，某些檢察官辦公室對新進檢察官有一系列制式化訓練，各組主任檢察官就組內檢察官之案件重要決定，具有審查權限；然而，卻也有辦公室給予個別檢察官極大發揮空間，檢察官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在定期討論會議中，向主任檢察官匯報手中案件，聽取其意見；換言之，一旦檢察官不主動將案件呈報，主任檢察官連審閱的機會都沒有。筆者在舊金山辦公室服務時，很大一部分的時間，必須花在聯繫全美各地不同檢察官辦公室，調查該辦公室運作情形，作為政策參考，蓋即便是筆者擔任檢察官二十多年的直屬上司，對於鄰近檢察官辦公室具體運作情況，也無法全盤掌握。正由於「美國經驗」的多樣性，導致他國在繼受美國法制時，難以全面複製。
第二，他國在引介美國制度時，多半透過學者或是翻譯文獻，輔以法條文字，理解美國刑事司法制度的運作。惟筆者在進入舊金山辦公室服務後，被指配的第一項任務，不是研讀相關法律條文，而是與地區檢察官走入舊金山各個社區，訪查被害人，進而瞭解當地情形。每週三筆者也必須前往舊金山市政廳，與執法人員、社區代表開會，討論當週發生的街頭暴力犯罪，並將相關資訊回報給地區檢察官。筆者想強調的是，美國檢察官的作為，多半不是透過法律條文或官方資料所能呈現的；惟多數美國學者，對該國檢察官之介紹，不是過分著重抽象體制的介紹，就是仰賴過時資訊，真正走進檢察官辦公室進行田野訪查者，仍屬極少數。換言之，所謂的「美國經驗」到底指的是什麼，從一開始就沒有被清楚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