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現象顯然還要持續一段時間。
上述這幾個關鍵詞無法涵蓋我要講的全面的內容，但卻是我對這個主題的一些思考。接著，再回過頭來針對「媒體統治」，我想再提一些我的想法。
全世界的媒體都面臨到財政、經營上的問題，但是西方社會，以《紐約時報》（The New YorkTimes）為例，他已經窮到要把辦公室大樓某幾層租出去，要向墨西哥暴發戶商人去借款，即使這樣的困境，《紐約時報》的內容從來沒有做過「news you like to know」的調整，照樣維持他長期的風格。試想，《紐約時報》發行人不知道若他的版面做一些調整，發行量會多一點嗎？如果把新聞小報化一點，可以賺更多的廣告嗎？
英國的《衛報》（The Guardian），最近因為NSA竊聽醜聞曝光後大紅特紅，大家都在談這個報紙。這份報紙的發行量是十五萬份，並非百萬份大報，可是這份報紙的影響力大過兩三百萬份的報紙。《衛報》也一直維持他一貫的風格。
我對媒體困境的解決事實上是悲觀的，因為台灣社會有點莫名其妙，一方面罵媒體，又一方面支持被我們罵的媒體。例如談話節目，可以有到2.13的收視率，若沒有人看哪有這個高的收視率？但大家看了又罵它。
不過，我還是常在做夢，我一向有三個夢，第一個夢，就如同完全不可能原理，希望真的有一個獨立媒體出現。有錢人願意拿出一點錢，辦一份台灣的《衛報》，只要求十萬份、十五萬份，不要求百萬份。台灣有沒有一個這樣的可能或機會？
第二個夢是，是否可以有一份報紙的總編輯、報館主要經營跟編採的人，有一天突然從惡夢中驚醒、良心發現，要改變原有報紙內容，要改變辦報、辦媒體的定義。壹傳媒之所以成為國家通訊社，先不論喜不喜歡，但它的確改寫了台灣對新聞的定義。壹傳媒都可以，為何台灣其他媒體不可以？
第三個夢是，我曾經對TVBS做過一個建議，期望他們在眾多的頻道中選一個頻道，把播報新聞的順序做一些調整，不要放一些小報化、瑣細的、跟多數人沒有相關性的新聞。 試試看把媒體的框架調整、電視新聞的流程調整，這個沒有什麼困難，為什麼每家媒體都要變成小數點三位數字以後（收視率）的奴隸？我講完發現所有主管都在苦笑，可能認為我這個人老說一些做不到的事情，還是很慚愧做不到，我不知道。
雖然我很悲觀，但我認為這三個夢都不是那麼困難。華人社會有錢人多得很，只要有一個人有像我一樣的感慨，能去辦一個獨立媒體，有沒有可能改變現在的媒體困境？當然是有可能。《中國時報》從創報，一直到六0、七0、八0年代，曾經影響台灣社會、民主政治的進程，影響許多政治人物的決策，我們不祈求能有早年《中國時報》的影響力，但可不可以在現實的環境中，有一個十萬份的媒體，可以有當年《中國時報》的影響？
有一段影片，是一九五0年代CBS主播莫洛（Ed Murrow），第一個站出來對麥卡錫主義對整個美國民主政治的影響發難，在批判麥卡錫參議員的新聞節目中講了一段話。他說麥卡錫之所以做出這麼多事情不完全是他的錯，他引了莎士比亞的名作《凱薩大帝》（Julius Caesar）的一句話：「錯誤，親愛的布魯塔斯，無關我們的命運，而是因為我們自己所造成的。」坦白說，做記者的人，做大眾媒體閱聽者的人，事實上對台灣媒體困境之所以形成與難以解決，每一個人都有責任。要記住，錯誤是我們自己造成的。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風傳媒》發行人／原文選自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最新出版《決定台灣的２９堂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