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談台灣媒體的困境或未來的出路，就必須要把媒體放在現實發展的脈絡中來看，才能找到媒體與社會之間辯証的關係，而不是將媒體孤立來看，如果我們孤立去看媒體的問題，其實有些問題也不值得我們深究談論。
民主政治是rule by law, rule by people，但台灣社會是一個被媒體統治的社會。最近（去年）的洪仲丘虐死案，就是非常典型的媒體統治。
我們新聞在案件發展過程中，居然會報導哪一個談話節目收視多少、哪一個名嘴了爆了檢察官所沒有的料，把名嘴當成新聞的一部份，這是變態的媒體文化。
義大利有一個很有名的哲學家、思想家，也是專欄作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寫過一篇文章，內容也用了「媒體統治」的詞，他甚至用了另外一個名詞取代媒體統治。他說：「此刻的媒體，事實上是國家的事實政權（de facto regime）。」媒體不但是權力機構，還變成一個實質政權。他講的是義大利社會，我講的是台灣社會，媒體的權力地位現在可能超過政府。
這個關鍵詞我們要思考、反省、檢討的是，既然已經是一個事實政權，台灣已經進入媒體統治的年代，但是事實政權的專業到什麼程度？媒體統治的方法能否得到多數人的同意？事實政權是否對他統治的社會能夠帶來進步的意義？這就如同我們對執政的政府常問說：你夠不夠專業，你的治理能否帶來更多的利益，讓社會有更多進步的可能一樣，現在同樣對媒體也應該要問這些問題。
新聞和所有的知識是相通的，新聞的內容要和社會絕大多數的人要有相關性。如果報導的內容與強調的重點，與社會多數人沒有相關性的話，這個媒體是有問題，是脫離社會存在的物件。就如同我們批評政治人物說他抓不到社會的脈動、民意的走向一樣。
台灣所有的媒體幾乎都是全國性媒體，我們沒有什麼地方媒體。可是，我們的全國性媒體，每一天打開報紙、電視，內容都是全國性的新聞嗎？絕大多數不是，比如說我們的電視常花五十秒、一分鐘，報導他們認為所謂「有趣的新聞」：某超商有婦人去買東西大發脾氣推毀商品並和前來的警察大罵。請問，在超商情緒發作的婦人和警員鬥嘴吵架，這和絕大多數人有什麼關連？我們不知道這則新聞會損失什麼嗎？還有很好笑的是，常常有獨家報導某縣市地區地面破了一個洞，這種獨家與絕大多數人有什麼相關性？
相關性非常弱的內容充滿在媒體版面，大多是沒有意義的新聞。各位如果看西方媒體，以美國為例，假如最高法院做出一個判決，不管是歐巴馬健保、同性是否結婚、或是涉及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案子，美國媒體一定會把最高法院的司法新聞當作當天的重要新聞去處理。反觀台灣媒體，若今天大法官會議做出類似的決議，只要有報紙願意花一個全版的版面去報導，讀者就要非常感謝這份報紙了。但第二天這個新聞也會很快就從版面上消失，因為沒有人有興趣去看這樣的新聞。
過去編輯報紙，我們報導的新聞是「哪些新聞是你應該知道的」（news you need to know），而現在則是「哪些新聞你喜歡知道、你希望知道的」（news you like/want to know），甚至量身訂做的新聞（news on demand）。你喜歡看洪仲丘案，媒體就一天到晚播報洪仲丘，至於內容是真、是假，就不是重點。今天媒體也許有非常強的娛樂功能，但是還有其他功能嗎？沒有了！我常開玩笑講，本來對一個問題有三分的理解，看了名嘴的節目後只能有一分的了解。這就是媒體的負面功能。
再提到台灣媒體政治立場不同的問題。我的看法是，台灣媒體和台灣政治人物是一樣的。西方的政治人物有左派、右派之分，我們的政治人物基本上都是右派的，媒體一樣沒有太大政治理念上的差異。以經濟觀念為例，台灣的政治人物哪有左派的經濟觀念，都是右派的財經觀點。政黨間的差異在於選舉時，農民津貼是三千還是五千，這是非理念的而是數字的差別。所以，現在看到支持綠營的媒體，其實曾經是對藍營的政治人物大捧特捧；現在支持藍營的媒體，也曾經是對非藍營的人物多所肯定。
台灣這幾年媒體跟我一九七○年代當記者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們對所謂的大議題已經沒有興趣了，在媒體上看不到大議題，看到的都是小議題，甚至是瑣碎的議題，鮮少人關心整個大的國家走向。
例如，每天在媒體上談證所稅開徵，但沒有一家媒體去仔細討論、分析這幾年我們遺產贈與稅的減免對台灣財政永續發生多嚴重的問題，也沒有媒體去檢討租稅負擔率在全世界我們是站在什麼相對位置，如果我們租稅負擔率是全球最低的國家，國家的財政入不敷出的時候，國家建設要怎麼進行？我們沒有去思考這些問題，而是去討論證所稅該不該課徵、該怎麼課徵。我們看到稅制極小的一部分，沒有看到稅制整個結構的問題。
我不是反對小報化，全世界媒體都有小報化的媒體。但要回頭問我們自己，在壹傳媒進入台灣媒體之前，台灣的媒體環境與風格是什麼？為何壹傳媒才進台灣短短幾年，台灣的媒體都向壹傳媒靠攏，唯壹傳媒馬首是瞻？最荒謬的是，每星期三中午，各電視台都忙著去拿剛出刊的《壹週刊》，《壹週刊》儼然變成台灣國家通訊社、中央社。曾幾何時，台灣媒體是這樣自我墮落。我並非說《壹週刊》內容完全不好，而是媒體的自主性、主體性怎麼會喪失到這樣的程度，居然把另外一個競爭的媒體，當成新聞的主要來源，這是專業的墮落！
上述這幾個關鍵詞無法涵蓋我要講的全面的內容，但卻是我對這個主題的一些思考。接著，再回過頭來針對「媒體統治」，我想再提一些我的想法。
全世界的媒體都面臨到財政、經營上的問題，但是西方社會，以《紐約時報》（The New YorkTimes）為例，他已經窮到要把辦公室大樓某幾層租出去，要向墨西哥暴發戶商人去借款，即使這樣的困境，《紐約時報》的內容從來沒有做過「news you like to know」的調整，照樣維持他長期的風格。試想，《紐約時報》發行人不知道若他的版面做一些調整，發行量會多一點嗎？如果把新聞小報化一點，可以賺更多的廣告嗎？
英國的《衛報》（The Guardian），最近因為NSA竊聽醜聞曝光後大紅特紅，大家都在談這個報紙。這份報紙的發行量是十五萬份，並非百萬份大報，可是這份報紙的影響力大過兩三百萬份的報紙。《衛報》也一直維持他一貫的風格。
我對媒體困境的解決事實上是悲觀的，因為台灣社會有點莫名其妙，一方面罵媒體，又一方面支持被我們罵的媒體。例如談話節目，可以有到2.13的收視率，若沒有人看哪有這個高的收視率？但大家看了又罵它。
不過，我還是常在做夢，我一向有三個夢，第一個夢，就如同完全不可能原理，希望真的有一個獨立媒體出現。有錢人願意拿出一點錢，辦一份台灣的《衛報》，只要求十萬份、十五萬份，不要求百萬份。台灣有沒有一個這樣的可能或機會？
第二個夢是，是否可以有一份報紙的總編輯、報館主要經營跟編採的人，有一天突然從惡夢中驚醒、良心發現，要改變原有報紙內容，要改變辦報、辦媒體的定義。壹傳媒之所以成為國家通訊社，先不論喜不喜歡，但它的確改寫了台灣對新聞的定義。壹傳媒都可以，為何台灣其他媒體不可以？
第三個夢是，我曾經對TVBS做過一個建議，期望他們在眾多的頻道中選一個頻道，把播報新聞的順序做一些調整，不要放一些小報化、瑣細的、跟多數人沒有相關性的新聞。 試試看把媒體的框架調整、電視新聞的流程調整，這個沒有什麼困難，為什麼每家媒體都要變成小數點三位數字以後（收視率）的奴隸？我講完發現所有主管都在苦笑，可能認為我這個人老說一些做不到的事情，還是很慚愧做不到，我不知道。
雖然我很悲觀，但我認為這三個夢都不是那麼困難。華人社會有錢人多得很，只要有一個人有像我一樣的感慨，能去辦一個獨立媒體，有沒有可能改變現在的媒體困境？當然是有可能。《中國時報》從創報，一直到六0、七0、八0年代，曾經影響台灣社會、民主政治的進程，影響許多政治人物的決策，我們不祈求能有早年《中國時報》的影響力，但可不可以在現實的環境中，有一個十萬份的媒體，可以有當年《中國時報》的影響？
有一段影片，是一九五0年代CBS主播莫洛（Ed Murrow），第一個站出來對麥卡錫主義對整個美國民主政治的影響發難，在批判麥卡錫參議員的新聞節目中講了一段話。他說麥卡錫之所以做出這麼多事情不完全是他的錯，他引了莎士比亞的名作《凱薩大帝》（Julius Caesar）的一句話：「錯誤，親愛的布魯塔斯，無關我們的命運，而是因為我們自己所造成的。」坦白說，做記者的人，做大眾媒體閱聽者的人，事實上對台灣媒體困境之所以形成與難以解決，每一個人都有責任。要記住，錯誤是我們自己造成的。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風傳媒》發行人／原文選自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最新出版《決定台灣的２９堂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