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歷經二二八事件的台灣人，究竟身處一個什麼樣的時代？事實上，自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開打，到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這十年當中，台灣人民歷經了相當激烈的歷史變化。
中、日作為戰場上的敵對之軍，對台灣人而言，卻是交錯而來的兩個政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二次大戰結束，前一天台灣人叫作日本人，後一天台灣人得叫作中國人。戰前台灣人的國語是日語，戰後台灣人的國語是中文，一天之差，天旋地轉。戰後所迎接的「祖國」，在二戰結束的前一天，甚且還是敵國。當時的台灣人，要如何面對這樣的國家更替、語言斷裂，乃至認同的驟然轉變？
一九三七年日本政府開啟「皇民化運動」，一九四六年初國民政府發動「漢奸總檢舉」，兩個政權，都企圖重新校對台灣人的政治忠誠。日本擔心台灣人在戰場上傾向中國，要求台灣人改日本姓氏、棄母語說日文，以台灣人渴求的平等為誘餌，推行「同化」、「皇民化」；而戰後新臨的陳儀政府，則雷厲風行想要洗去台灣人身上的日本成分，再把台灣人「中國化」。
歷經二二八事件的人，是歷經兩個時代的人，兩種語言、兩種國旗、兩種身分認同，甚至兩種國家暴力，皆以無可迴避的壓力加諸在他們身上。
二次大戰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對台灣而言更是一場激烈無比的變化。身處戰前、戰後兩個不同的政權與文化，台灣人民如何自處？而往後開展出的歷史脈動，與對台灣主體的追求，又有多少是被這特殊的歷史經驗所擠壓出的結果。二二八事件，在國民政府來台一年多後爆發，某種程度留下台灣人在兩個時代中掙扎的面容。
漢奸總檢舉
二次大戰結束，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此時是否真如《民報》社長林茂生所說的：台灣人所身處的社會及國家，終於可以不再是對立的；台灣人的人格，也可以不再是分裂的？
台灣行政長官陳儀，上任未久即發動「漢奸總檢舉」，這讓歷經戰時高壓、無法不聽命於日本政府的台灣人，顫慄不已。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不僅得對日本完糧納稅，甚至得赴戰區與日軍並肩作戰，若照此定義，台灣人不全成了漢奸？
南京國民政府在戰後，清理中日戰爭期間出賣國家利益的人，以漢奸罪論處。但台灣是日本殖民地，同樣的「漢奸罪」是否適用，引發極大爭議。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仍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到二十九日這兩週裡，舉行漢奸總檢舉，「望民眾儘量告發，過去日寇統治台灣時，所有御用漢奸之罪惡」，截至該月底共收到三三五件。
台灣人心惟危，到底當局是怎麼定義漢奸的？又是誰被逮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領袖林獻堂先生，日記裡留有政權轉換之際的折磨：
五弟來，遂將熊徵、陳炘等被拘留之事告之，他默默不能發言，惟有長嘆而已。……以莫須有之事虐待紳士，台灣統治之黑暗從此更甚矣。
林熊徵是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的創辦人，陳炘則是突破日本經濟壟斷、創辦大東信託的本土金融家。他們遭陳儀政府以欲和日本人成立「台灣自治委員會」為名，以漢奸罪逮捕。陳炘在獄中留下詩作，寫的是個人際遇，亦是那一代人的心緒起伏：
平生暗淚故山河，光復如今感慨多；一籲三台齊奮起，歡呼聲裡入新牢。
陳炘在戰後主動籌組歡迎國民政府委員會，荒謬的是，他竟被自己熱切期待的政府捕入大牢；自認心向祖國「平生暗淚故山河」，卻被當成「漢奸」。
此時全台風聲鶴唳，監察委員丘念台透露，尚有百人在逮捕名單中。林獻堂作為民間重要領袖，急急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及官方媒體《台灣新生報》社長李萬居，勸告陳儀長官，「勿擴大範圍，勿無理追究。」
其實司法院早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就發布〈院解字第三零七八號函〉，指出「凡台人被迫應徵、隨敵作戰、或供職各地敵偽組織者，應受國際法之裁判，不適用漢奸懲治條例。」但陳儀至二月二十四日止，還是以漢奸嫌疑逮捕了四十一人，其中不乏台灣知名人物。
台灣即便獲得法律的保障，也有各界的聲援，但「漢奸」這頂帽子，是否真能去得掉，不再作為精神壓迫與取走自由的理由？
被檢查的認同
省參議員的選舉即將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到來，台灣人如大旱之望雲霓，引頸期盼，畢竟在日本統治下，政治參與實在是封禁得太久了。另外也因陳儀緊抓行政統治權，民意代表成了投身公共事務的有限機會，所以省參議員應選三十名，候選人卻達一千一百八十位。對比一九五一年，應選五十五名，候選人僅一百四十名，懸殊之大，可知當時蜂擁參政的盛況。
沒想到就在選舉熱烈展開之際，民政處長周一鶚卻在投票前一個禮拜跟記者說：「已複審合格的甲種候選人，仍需由各地方政府查明，有無被檢舉漢奸和在皇民奉公會中擔任重要工作，始能適用。」
他發言的這一天是四月七日，是選完縣市參議員的日子，而省參議員的選舉即將在四月十五日由各縣市參議員投票產生。
此話一出，立即衝擊台灣本地最高民意代表──省參議員的候選人資格，連領導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林獻堂，都要因：「余曾為奉公會參與及事務長，恐不能及格。」而忐忑不安。
如果連林獻堂皆無參選資格，問題不可不謂嚴重。這對被迫捲入戰爭體制的台灣人而言，無異在戰後剝除其參政的基本權利。甫遭日本政府強化忠誠的社會領袖，再次承受新政權的政治檢查。而法律所保障人民的參選權，又豈是行政命令可以擅自摘除的！林獻堂能否成為候選人，竟是得問過台中縣長劉存忠：「七時餘以電話囑大屯區長黃周，詢問劉存忠縣長如以上之事可否立候補。過午，始答已得周處長（周一鶚）諒解矣，但未言明奉公會之事，余頗為不安。」
有人因為這樣退選嗎？查無「漢奸」實證，被釋放的林熊徵，已通過省參議員候選人資格，看到這一命令，主動在投票前三天──四月十二日以業務繁忙為由，退出選舉。
林獻堂之後在選舉人六十六票中獲三十九票，過半數當選，一度問鼎議長，但也因陳儀堅持由黃朝琴出任，林獻堂乃在選舉當日，以年邁為由，主動起立聲明「勿選余為議長」。
台灣戰後首次的民意代表選舉，政治干預的斧鑿，赤裸裸刻在驟變的時刻。
政治核爆
戰時參與「皇民奉公會」，是台籍菁英在光復後的原罪嗎？是新臨中國政府對日本尚存疑懼的投射嗎？或者它只是權力重新競逐分配時的鬥爭工具，何以每一場選舉都有它的影子？
一九四六年是參選爆炸的一年，參政會是國民大會成立前的最高民意機關，雖然只是過渡性質，台灣人還是抱持最大熱情參選。也由於屬於中央層級，台灣一流人才盡出。但八月十六日的這場選舉，卻爆發嚴重爭議。主張「聯省自治」的廖文毅原本是當選的，執政當局卻說一張票有汙漬，判為廢票，變成只能與同票數的人抽籤決定；而楊肇嘉的選票，有張「肇」字多一畫，被判為「不明票」，導致落選。
其實票要投給誰是很清楚的，政府如此判定，不只當事人難以接受，更掀起莫大爭論。結果就在爭議甚囂塵上，五位同票數的人林茂生、杜聰明、吳鴻森、陳逸松、廖文毅必須抽籤決定時，陳儀卻在此時投下更大的震撼彈，他在八月二十一日公布《台灣省停止公權人登記規則》，再一次點名擔任「皇民奉公會」的工作者，必須停止公權。
這表示在日本統治時代，凡參與過皇民奉公會的人，不得在戰後擔任任何公職，不得為公職候選人、亦不得為公務人員。這影響層面實在是太大了，監察委員丘念台認為此一規則，「將使台省人才無一可用，各機關非全用外省人不可。」此事非同小可，媒體紛紛以「核爆」、「原子彈突如其來」形容此一衝擊。
如果皇民奉公會，是日本政府企圖將台灣各界領導菁英整編入內，以收民間領袖動員之效，是一次對在日本統治底下奮鬥有成菁英的整編收納。那陳儀所發布的「停止公權規則」，無異於終結那一代人未來參與台灣公共事務的出路。
走過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原以為如林茂生所說，可以復歸為人，而其所處的社會與國家，終於可以不再是對立的，但新的對立卻不斷出現。在陳儀這一波「停止公權規則」下，林茂生辭去甫當選的國民參政員，因他也如同時代的許多仕紳一樣，曾是皇民奉公會幹部。
而楊肇嘉在「皇民化運動」中出走，以逃避更換日本姓氏的壓力，途中被日本政府捕入大牢；光復後他參選國民參政員，在《人民導報》公布的民意調查中，居第二高票，後卻以「不明票」判他落選；九月底，又因「漢奸嫌疑」在上海被逮捕，拘禁於提籃橋監獄。
身處兩個時代的台灣人，光復歡聲尚未遠揚，卻已籠罩於黯影。
*本文選自遠足文化的《激越與死滅》。本書作者黃惠君曾是法國巴黎大學的社會學博士候選人，卻闖進台灣傷痕歷史的領域。因法國教會她的是，不可能不了解歷史，而有辦法詮釋當代社會。從1997年主持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計劃開始，她便緊握台灣人心靈底層最敏感的神經，一路走向白色恐怖與二二八。2007年她開始擔任紀念館策展人，作品包括「台灣之愛：1947二二八到1987解嚴」、「陳澄波與蒲添生紀念特展」、「公與義的堅持」、「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常設展」。寫作對她而言，是一條自由之路，十年功，讓她完成首部的二二八紙上紀念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