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8日的朋友圈裡流傳一篇文章，叫《知情人披露江青真實死因：並非上吊自殺》。文章交待：採訪到知情人不容易，作者費了功夫。但就算不是功夫是運氣，這也是中獎的運氣。可是，圈裡推薦這篇文章時沒有作者的名字，我在網上搜索，也沒有找到。把這篇文章推到朋友圈的微信公號，在文章的末尾，講了很多推銷自己公號的理念，講得很不錯的，但就是它推薦的文章的作者的名字忘掉了，也沒有說出自什麼刊物。
像這樣的「裸轉」，目前是不少人的習慣，不會遇到任何問題。長期以來，這也是網路的習慣。還以這篇文章為例，在網上，轉載它的有幾大商業門戶，還有人民網，上了強國論壇的「讀史筆記」專欄，也一樣忽略作者和文章出處。人民網的轉載顯示：有一個叫《舊聞新讀》的紙媒或網刊曾發表過。鳳凰網的轉載顯示：有一個叫《快樂老人報》的，從《中國新聞週刊》摘編了它，各大網路「脾氣」差不多。更有意思的是，網路轉載會在文章的末尾會署上網路編輯的名字，但文首還是沒有作者的名字。
這麼轉來轉去，一件無數人分享過的精神文化產品，就轉成了流浪網路的無主財產。幾個月前，有一天筆者在微信公號上看到一篇文章，覺得好生眼熟，回頭看文首，沒有署名，愣了一陣才想起這不是我寫的麼。這也叫時過境遷，文章等於丟在廣闊的互聯網廣場上流浪兒，有興趣的都可以把它弄回去打打工。在微信時代，手機終端的流浪孩子越來越多。與此同時，人們推銷公號的意識越來越強。大家都認為，公號可能有盈利的日子，就是想著流浪孩子獲利，這種現象不是很可怪麼。
這種情況，是其來有自的。追溯到早期，在民國，文章肯定都是有主人的；但到了上世紀50年代，中國就取消過一次稿費；到了「文革」，更沒了個人創作和言論自由的空間，更別提稿費。報紙上的革命文章要不署化名，要不署集體創作。從那時起，許多職業寫作者拿財政工資，也就是被勞動人民養起來的。他們要不為革命意識形態寫作，等於白吃黨的飯；寫了要是拿稿費，等於領了雙份報酬。
到了新時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市場經濟，雖然作家還養著，但稿費也開始恢復了。80年代文學期刊的繁榮，90年代市場報刊的興起，拿工資的寫作者不夠勝任了，開始出現自由撰稿人。這時稿費很低，低到全國沒有幾個人能靠寫活命。後來受市場調節，如果不寫時政類的題材，職業的自由撰稿人可以活出來了。但還有嚴厲的扣稅政策扼制寫作。舉例說，如果你去挖煤，挖到三千以上才扣稅，但如果你寫作，八百開始扣。這樣的情況持續直到現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