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前不久公布兩項數據，分別是預估114學年度高中新生人數，相較100學年度減少近半，以及下學年起國內大學預計停招59系組、裁撤48系組，停招科系預計最快將在4至5年內完全退場。換句話說，在客觀因素相繼改變的同時，新政府勢必需為早年因應「政府資源不足」以及「為提供人民教育多元選擇權」所建置的私校教育制度提出新的主張。
自私校教育制度發展史及法制化的過程觀察，整體教育法制承繼當代國家教育政策（目的）的執行意志及產業發展的需求，「私人興學自由」被確立為憲法基本權利，並透過立法與解釋加以形成，私人遂於憲法委託下，在特定範圍內被授予興辦教育事務並接受監督，而有權機關則運用各種行政手段，具體實踐法律授予「提高公共性及自主性」的任務，過程中不免涉及公共化及市場化的路線爭議，另外，國家不得對公私立教育機關有歧視及不合理的對待，並賦予其獎勵或補助成績優良的私人教育事業經營者。
筆者固然能夠理解「先顧腹肚才顧佛祖」的人性需求，但私校教育制度的公共討論不應僅簡化為「生源分配與政府資源挹注」的問題，而是應該在基本國策框架及政策導向下，共同做出具憲政高度的價值選擇後，再進行結構性問題的調整（觀點投書：新政府須面對的「私校教育」問題），當然也不排除為因應國家發展所需及教育目的，進行任何法位階法制調整的可能。
除此之外，現在的問題不單是放手私校市場化，亦或是片面要求國家增加資源的分配，而是學校是否願意真正的面對市場？或者願意面對更高的外部監管密度？大限在即，新政府怎麼做大家都在看！ （相關報導： 謝青龍觀點：從私校「零年終、半薪」談公民不服從的意義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法務中心副執行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