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殘酷的幽默，十八世紀英國在這方面的揮灑可謂淋漓盡致到無所節制的地步。
據學者狄基（Simon Dickie）研究所得，1740至1770期間廣為流傳的笑話書刊蒐集、編簒了不少以身障、智障、疾病、貧窮為素材的笑料。私生子、行乞、結巴、駝背、缺手、斷腳、兔唇、暴牙……也就是說，舉凡超乎尋常的現象皆可成為笑柄──甚至婦女遭家暴與性侵也是笑話市場的賣點。更令人愕然的是，這些書刊並不便宜，一般販夫走卒多半買不起，主要客源竟來自中產階級以上的紳士，還有淑女。
在我們看來頗為缺德的幽默，當時的「善男信女」卻覺得無傷大雅、蔚為風尚：「一個病痛纏身的老人向他寶愛的獨子訴苦，他說，我站著腿疼，跪著膝蓋疼，走時腳底疼，躺著背疼、坐著屁股疼，側倚時手肘疼；這時孝順的孩兒答道，父親，我建議你不妨上吊一兩小時，若還疼再來找我。」或如，「年輕男子娶了一位悍妻，儘管他百般善待，妻子依舊抱怨連連，搞得兩家雞犬不寧；有天，丈夫終於按捺不下，將她毒打了一頓。女人回娘家向父親告狀，這個明白女兒是啥德行的父親也把她毒打一頓之後，說：回去告訴你丈夫，他打我女兒，我打他老婆，我和他算扯平了。」
《格列佛遊記》作者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曾經在街頭捉弄一個疑似患有妄想症的路人（他詢問作家如何討回皇后積欠他的20萬英鎊），事後洋洋得意的撰文吹捧自己的急智。我們很難想像一個被後世譽為啟蒙開端、理性搖籃的年代會如此放肆地嘲謔不幸的人，或者將強暴事件當作茶餘飯後或魚雁往返的趣聞分享。狄基指出，18世紀的倫敦書市一方面出版了大量政治極不正確的笑話集錦，同時還流通著各色各樣倡導復禮克己的手冊。看來，當時的英國是穿著文明外衣和野蠻底褲的異合體；難怪專研那時期詩歌的斐若（David Fairer）下此結論：「這是不時談論禮儀的非禮儀國度。」
針對這表裡不一的現象，狄基給了個想當然爾的解釋，認為那是舊習性尚待拔除、新思維未盡紥根的緣故。但換個角度來看，它其實表裡合一；外衣和底褲原來都出自同一家品牌：強調理性的年代必然盡其所能地否定非理性的存在。某些人之所以成為笑話的客體，只因他們的遭遇或舉措逸出了「正常」的範疇。佛洛依德晚生了，否則該會給個提示：「正常」嘲笑「不正常」的衝動大半源自於恐懼，而「正常」之所以感覺恐懼，並不是因為「醜怪」的現象過於陌生，而是似曾相識；畢竟那些所謂的雜質一直有機地存在於看笑話的主體之中。
十八世紀英國流行的笑話猶如哈哈鏡，人們在凹凸鏡面上看見自己扭曲的形像，卻以為那是別人的身影。話雖如此，西方終究從啟蒙運動走向工業革命，再從工業革命踏上帝國主義的道路。就像那些肆無忌憚的笑話一樣，理性的神話昂首闊步，從十八世紀一路邁進二十世紀這個「極端的年代」，它所推崇的現代、進步、科技、效率、精簡逐一被發揚光大，直到二次大戰瘋狂屠殺和大規模毀滅發生時，神話破滅了，西式啟蒙也終於成了它自身最大的笑話。
＊作者為台灣大學教授、知名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