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我們出生，受教育。在學校裡我們首先學會接受謊言，之後學會說自己的謊。最重要的是學會不問重要的問題；不去問那些會破壞和氣的問題。例如：為什麼白色恐怖很恐怖？或者，那些殺人的人後來怎麼了？或者，為什麼反抗者會被發現？或者，為什麼我們還是把蔣介石當作偉人？類似這種簡單的問題。我們不認真回答，也不認真追究。但是我們認真地尋找出路，像打掉了蜂巢的蜜蜂，沒有方向地。隨處波及無辜。」─施蜜娜
小學三年級上社會課，我第一次發現這個社會瘋了。我生在一個怪異的家庭裡，不管從哪一個面向去看，都是異類。我的父親是一個政治良心犯出獄成為最大在野黨黨主席，擅長坐牢廿五年。我的母親是一個貴族學校休學生，行為不羈搞學運留學法國回來，擅長吵架辯論。
這段如果無聊也可跳過，但我想把熟悉的事情說清楚，在父母中間畫一條線分開來談。
在我母親這一邊，曾祖父是（休想我說外曾祖父，好像我媽媽不是家裡的人一樣，這點無聊的青少年才玩的把戲我還沒厭倦。）一位留學日本東京市政大學的知識分子。曾祖父一生只會說兩種語言，日語跟台語，其中主要是以日語做為思考的語言。在我媽媽的印象裡，曾祖父平日沉默寡言，情緒一來就罵出日文髒話。曾祖父的家族據說非常有錢，是個大地主，直到國民黨來台徵收了他家族的土地，家道開始快速沒落。在日本留學的時候他與一位東京姑娘及川米子結婚，戰後回到台灣生下我阿嬤。他從東京學成歸國是在一九四三年，帶著滿腔的抱負回到他的家鄉，但一踏上國土就成為文盲。鬱卒度過餘生。
國民黨帶著對日本的仇恨與夢魘一來到台灣就馬上禁了一切與日本相關的書、報、與雜誌刊物。他們禁止人民說日文，開除所有不會說中文的公務人員，簡而言之就是把一整座島嶼的人民變成聾啞的奴隸。在日本統治台灣的五十年間，已經教育出一批以日文為主要語言存在的台灣人，這些人用日語讀政治、經濟、哲學、藝術、建築、農業、工業等專業，他們在台灣管理與建設，更積極與日本爭取自治的權利。這些人在國民黨來後形同作廢，在二二八的時候遭掃射槍斃（註：二二八屠殺台灣本土菁英、知識分子、新聞人）。
我的曾祖父活下來了而且一點危險都沒有。他說一口破布的中文，連最基本的與任何人作對的工具都沒有。剛剛大學畢業回台灣就遇到時代與政權轉移，馬上又是二二八。我對他的認識僅止於我媽媽發音不標準的日文髒話，但是在我阿嬤身上可能還有他的痕跡。我阿嬤一生都不管政治，好像政治都與她無關，除了可以在街頭巷尾與人炫耀女婿很有名，她都不在乎。她喜歡看日劇，聽日文歌，在日本料理亭特別會點菜，聽到熟悉的日文旋律會哭不停，日文寫得跟中文一樣好，有一部分的潛意識大概一直認為自己是日本人，最重要的是教我唱桃太郎（註：桃太郎為日本童謠），最重要的回憶是她母親騎摩托車載她。
我在充滿傷感的〈鄉愁〉裡寫到，鄉愁是一輩子想著回去但是已經不存在的地方。我大概不會像阿嬤一輩子想著回去日本，但是我真的不會唱桃太郎了。有些事情不像騎腳踏車那樣。然我偶爾也像他們一樣嚮往日本，日本發生災難時天大地大一整個胃糾結起來，但我無論如何都不能否認我不可能是日本人，不管我覺得日本是一個多棒的國家，而我去那裡又多常把他誤認為家。這種鄉愁可以傳染，但無法傳承。
留下來的是荒謬。一個人帶著畢生所學回到家鄉，卻發現最熟悉的地方已經面目全非，而他被視為通敵者，因為他滿口敵人的語言，滿腦子敵人的學問。漢奸。就像我媽媽上幼稚園還是被喊漢奸一樣，是這份荒謬留下來了。到底誰才是敵人。他出生在台灣被日本統治的時代，他的母語是台語，他在學校學會使用並熱愛日文，他去東京讀書，他回家到他出生的地方，他變成漢奸。ばかやろう（馬鹿野郎）。
殖民地的子民沒有決定敵人的權利。甚至他們沒有敵人，只有主人。為了忘記這件事，他們做買賣。我阿嬤跟阿公在戒嚴時期開了一家店賣舶來品，從歐洲跑單幫帶回義大利頂級服飾，在台灣沒人認識愛馬仕的時代，他們已經悄悄繫上了愛馬仕H的皮帶，店裡零散著一些沒人看得懂的LV Logo包，專做貴婦人生意。然後阿公阿嬤大半輩子就這麼在買賣與偶爾被詐騙、倒會、破產、離婚中度過。屬於自己的敵人只有一個，但也不敢在大街上高喊：國民黨中國豬滾回去。曾祖父甚至無能辨識自己的敵人。至少阿公還有個明確的詛咒的對象。
阿公在餐桌上跟我們說他加入了一個臉書社團，主要訴求日本重新納台灣入國土疆域，讓台灣成為日本國的一部分。對我爸爸來說這件事情很簡單，幾百年來台灣人是殖民地的子民，如今從奴隸成為人，重要的是捍衛主權。對我阿公來說，也對我這個容易被傳染鄉愁的人來說，這超現實的訴求還真他媽大快人心，僅此而已，作為一個情緒的出口。
阿公也說要把他的姓改回最初始的姓氏：高砂。他說要回到那未被漢化前的真實，找回他的尊嚴。我們都支持他，但我們也知道他不會有耐心與公務人員周旋，跑法律程序，所以這件事情永遠不會成。我提到這件事只是因為它凸顯了一種可悲的台灣特色，我們的名字不是我們的名字，我們的語言不是我們的語言，我們的記憶不是我們的記憶，而我們已經如此活了一生，並將如此度過餘生。活到老，唯一能做的是改掉名字，而墓碑上寫的並不代表一生。
我沒有看過不經國民黨摧毀過的台灣。我不知道原本是什麼樣子。基隆的巴洛克式火車站。路邊的水溝裡清澈的水流。長得素雅的日式小房子。木製的拱橋跨過河川，下面可以游泳。日本小學裡操場、游泳池的設備齊全，後來被國軍濫用為雞舍、養鴨池。從我阿公口中流出的記憶裡稻田生長的地方如今高樓林立，烏煙瘴氣。他們炸掉他的拱橋，他們污染他的海水，他們拆掉他的火車站，蓋起火柴盒式的水泥建築，徹底摧毀了他的基隆原本擁有的一切美感。就好像一個小孩子長大了才發現世界很醜而且愈來愈陌生，國民黨來了，就把一切美麗的事物變得灰暗而且骯髒，並且發臭，因為他們衛生習慣不好。一九四九年一轉眼，像一部科幻電影一樣，城堡變成不是廢墟，而是水泥格子。我知道的台灣就是台北的水溝蓋，畸形的101，橫衝直撞的高架公路，很討人厭的警察臨檢，還有上班衣服穿得無聊的路人。但是任何人都知道我阿公在嚷嚷的是什麼，他想要回來的只是童年的證據。現在他在臉書上追蹤一個常常發佈日治時期台灣照片的社團。
白色恐怖就像推土機，一路從第一口氣開始，把人的回憶變成一片荒蕪的平原。本來有一座山的地方，現在只剩下一個小土堆，裡面有很多螞蟻。
人的記憶被夷平因為沒有情感的記憶只是一團不流血的肉糊。白色恐怖沒有情感，人在裡頭被強制放棄所有的感覺。當你開始深刻地感覺，你就替自己帶來殺生之禍，因為你可能為愛做出非理性的事，像反抗。白色恐怖最根本的運作邏輯是以存活為最高價值的理性。在這個理性底下，所有阻礙生路的都可以被放棄被背叛被移除。愛情就是，親情也是，友情也是，義氣也是，同情也是，細算到最微不足道的感受都可以在適當的時機被放棄。活在白色恐怖裡沒有記憶，因為記憶也是非理性的，它依附在你的感受之上，充滿不言而喻。白色恐怖像是一個農舍，裡面關了很多畜生，這些畜牲為了死亡的先後順序互相鬥爭。在白色恐怖裡人們做決定不為什麼，走了這麼遠的路回頭看，發現有一道水泥牆緊挨著我們的日子，看不到起點也看不到過程的人生就這樣被過完，只有一道空白的沒有名字的牆壁不能依靠。
不只是童年遙遠的記憶，同樣被夷平的是人生中每一個決定背後的原因。所有人的原因都變得一致：活下來。
動物沒有記憶，只有經驗。這個時代的年輕人的父母都曾是動物，他們交給小孩一生的經驗，教會他們殘忍，不教會他們愛。如果這些父母是會愛的人，在白色恐怖裡他就不會存活下來。
*作者為前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女兒，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沒臉的人：關於我不想被遺忘的台灣史》，一位自學少女從從父親的家族歷史、父親所受的政治苦難出發，帶引出她所知所聞所認識其他同樣為台灣民主政治奮鬥的諸多烈士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