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
希望香港能進一步民主化的各界人士，於1980年代中組合成民主派，他們期望立法局能於1988年開放部分議席予全民直接選舉，並以議會全面普選為終極目標。他們亦積極參與兩個市政局及區議會選舉，部分民主派亦以專業身分參與1985年立法局間接選舉。殖民地政府於1987年發表《代議政制發展檢討綠皮書》，民主派與反民主的共商同盟正面交鋒，一邊積極走到社區宣導民主之善，另一邊卻花大錢買廣告抹黑民主為混亂之源頭。然而，最終頂不住壓力的卻是殖民地政府。最終政府動用誘導式民調，刻意誇大反民主的民意，使八八直選的美夢完全破碎。事件大損殖民地政府的威望，使之被民眾嘲為惟北京馬首是瞻的「跛腳鴨」，在那幾年社會信心直插谷底，數以十萬計的香港人灰心地遷往他邦。不過，即使中國多番阻撓香港的民主進程，民主派此刻仍然嘗試和中共保持友好關係，直到1989年那個暑熱的夏天。
在1989年春，北京學生為悼念開明派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紛紛前往天安門廣場。他們很快就將運動的焦點放在自由民主的追求。香港人見北京學生克服種種困難，都不惜一切追求自由夢，因而深深受到打動。在民主派人士牽頭下，逾百萬計的香港人走上街頭，全情投入地聲援北京的「愛國民主運動」。可惜中國當局早就把抗爭定性為顛覆政權的暴亂，並於6月3日夜間出兵血腥屠城。香港民主派積極幫助學運人士逃出中國，亦繼續聯絡滯留國內的異見人士。為此中共與香港民主派全面決裂，並將他們定性為「反中亂港」的顛覆分子。
六四慘案為香港政局帶來空前的危機，香港人於6月4日凌晨哭紅雙眼，在電視屏幕上見著冷血的中國軍人殘殺手無寸鐵的民眾。更令香港人坐立不安的，是當日下令殺人的殘暴政權，在8年又26日後就會變成香港的新宗主。殖民地政府為挽回香港人之信心，決定落實名為「玫瑰園計畫」的大型基建工程，當中包括把機場從啟德遷到赤鱲角現址。然而，中國卻指責殖民地政府想要在主權移交前耗盡香港的財政儲備。最終經過多場祕密談判後，英國首相約翰．梅傑於1991年11月訪問中國，與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新機場諒解備忘錄》。梅傑是六四慘案後第一位出訪中國的西方國家領袖，如此使他飽受輿論攻擊。而蘇聯於1991迅速崩潰，使英國擔心萬一共產中國亦步其後塵，英國或會於歷史上留下與極權帝國勾結之污名。梅傑於北京受辱後，決定為光榮撤退改變固有政策。他不再信任外交部中主張對中溫和的中國通（Old China Hands），並於1992年中派遣曾任保守黨黨主席的親信彭定康為最後一任港督。
彭定康履新後，即以改革者的姿態革新殖民地政府的管治風格。他擺脫以往殖民地總督的超然姿態，反倒像民選政治人物那樣走進社區、面對傳媒。彭定康於任內推行公共服務改革，嘗試增加公營服務之透明度、促成問責，制定服務承諾，亦增加了社會福利、醫療和教育的開支。此等改革雖然為民眾的生活帶來實質上的改善，卻招來中國方面的質疑，認為彭定康想以公共服務為幌子榨乾殖民地政府的財政儲備，最終只是想令香港「車毀人亡」。
但彭定康令中國最為不滿的，是他提出要把香港政治制度盡可能民主化。《基本法》規定於主權移交後，立法會中直接選舉的議席雖會逐步增加，但仍有一半議席會由以專業界別及工商界為主的「功能組別」以間接選舉產生。《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規定香港政制須待2007年後方能進一步改革，而且改革案要獲得三分之二的立法會議員同意，並獲中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方能實行。而中國方面亦認為民主只是參與，不是決策，亦因如此香港政治制度必須著重各階層的「均衡參與」：也就是說，被中國視為香港資本主義制度棟樑，又與中共關係良好的商界精英，雖然是只佔人口少數的優勢階層，卻必須能夠在議會中佔較大的份量。彭定康卻善用《基本法》的漏洞，擴大「功能組別」的定義，於1995年立法局選舉引入九個具廣泛選民基礎的新「功能組別」，變相增加議會的直選比例。
中國認為彭定康的政治改革方案，既不合「均衡參與」的中國式「民主」原則，亦無視中國於1997年後對香港的絕對主權。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魯平為此大動肝火，怒斥「彭定康方案，我們叫『三違反』，既違反聯合聲明，又違反《基本法》，又違反中英達成的協議。香港若成為政治城市，這將是香港人最大的不幸！」他甚至表示：「彭定康先生將來在歷史上，要成為香港的千古罪人。」中國延續以往的陰謀論邏輯，認為英國意欲於撤出香港前設下陷阱，甚麼將之與英國於19世紀的帝國主義擴張相提並論。比如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就於1993年3月質疑：
哪有由外國人用槍炮，佔了別國的地方，給別的國家的人講民主⋯⋯民主應是那裡的民來主⋯⋯你應該走，民主應該是這樣的吧，因為你不是這兒的人。
英中兩國於1990年代初的祕密談判中，曾協議讓殖民地時期最後一屆立法局，在1997年7月1日以「直通車」的方式自動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但如今中國因彭定康政改方案的緣故，不肯繼續承認立法局的合法性。與中共鬧翻的民主派亦以「民主反共」的姿態，於1995年的選舉在地區直選取得61.1%的選票，並因單議席單票制的放大效應取得85%的直選議席。雖然商界和親共派能在間接選舉取得優勢，民主派仍剛好能取得逾半議席。在1995年至1997年之間，民主派運用其多數優勢通過多條保障民權和勞工權益的方案，並以私人條例草案打破殖民地制度行政主導的慣例。民主派議員亦以其薪金和津貼，資助林林總總的社會運動，使香港公民社會能於1990年代急速發展。中國因此懷疑英國正與「反中亂港」的勢力暗通款曲，使香港隨主權移交成為顛覆黨國的特洛伊木馬。最終中國決定撕毀先前的「直通車」協議，並以「另起爐灶」的方式建立1997年後的政治體制。
中國於1994年12月宣佈落實成立臨時立法會，並於1996年1月成立籌備工作委員會。這個委員會除了負責挑選臨立會議員，亦會制定推選委員會的成員名單：推選首屆行政長官及1998年立法會部分議員。這個委員會的成員皆由北京委任，亦因此以商界人士及親共派為主，並以「自己選自己」的方式於1996年12月選出臨立會。而除了民主民生協進會的馮檢基、廖成利、羅祥國和莫應帆之外，其他議員不是商界人士就是親共派，這等同變相於主權移交日褫奪大部分民主派的議員資格。臨立會成立後，即決議推翻立法局於1995年選舉後做出的決議：當中最惹人爭議的，是恢復舊版《公安條例》的決議，使警察能以任何理由反對民眾的自由集會。除此以外，臨時立法會亦廢除多條保障勞工權益的新法案。
彭定康意圖通過《基本法》的灰色地帶推動民主進程的努力，最終也不敵1997年7月1日的大限。在那大雨滂沱的黑夜，隨著米字旗徐徐落下、五星紅旗冉冉升起，中國也宣告於這場兩種民主的戰爭中獲得勝利。在主權交接儀式的會場，原為非法組織的臨時立法會水鬼升城隍，其議員在衣香鬢影下宣誓就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失去議員資格的民主派議員，則到立法局大樓的陽台上向民眾發表演說，矢志要於未來重返議會。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同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業餘香港研究學者，研究範疇包括香港歷史、中國邊陲史以及國族主義。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思索家邦：中國殖民主義狂潮下的香港》（前衛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