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只剩一個最古老的理由，一個自歷史開端就決定政治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亦即以自由對抗暴政。－漢娜‧鄂蘭，《論革命》，一九六三
那是二〇一六年的十一月，一個陰鬱的星期天午後，再過兩天就是美國總統大選。我帶著二十個史丹佛的學生走進柏克萊劇院，觀賞《不可能在這裡發生》（It Can’t Happen Here）的最後一場公演。這齣戲改編自辛克萊‧路易斯（Sinclair Lewis）一九三五年的經典小說，描述一個極端民族主義的煽動分子在大蕭條中崛起，擊敗小羅斯福奪得一九三六年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並當選總統，在美國建立起獨裁政府。
路易斯在小說中對溫崔普（Buzz Windrip）這名威權統治者的描寫令人難忘：
他的話語沒有一絲新意，他的哲學也沒有一點使人信服。他提的政綱不過是像風車葉片般不停原地打轉。這個出身草莽的雄辯家……有兩項獨到的才華。他是一名天才演員……會揮舞雙手，猛拍桌面，雙眼閃出狂熱的光芒。在這些花招之間，又能冷酷而幾近輕蔑地搬出數據和事證愚弄群眾－－即便這些數據和事證常錯得一塌糊塗，卻又煞有介事。
這和二〇一六年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相似得令人難以忽視。我看這齣戲時感受之焦慮，是僅僅幾週前的我預料不到的－－我也不太想向學生全然坦白這股焦慮。他們也被劇情嚇到了，但我們都用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安慰自己：這只是虛構的戲劇，而且有獨特的時空背景。羅斯福在一九三六年順利連任，美國現況離大蕭條遠得很，川普也不算真正的法西斯主義者。且無論如何，他禮拜二都不會勝選……吧？
柏克萊劇院在一月剛開始改編原著時，各黨都尚未舉行初選。沒人會想到有個現代版的煽動家能贏得美國主要政黨的提名。
打從川普在二〇一五年宣布參選的這一年多來，我的確都在向世界各地的人保證美國不可能讓川普當總統。我先是向他們打包票，川普沒什麼勝算贏得共和黨提名，接著我又告訴他們，他勝選的機會微乎其微。不論是二〇一五年十一月首爾世界民主運動大會（World Movement for Democracy Assembly）上的民運人士、赴台灣觀察二〇一六年總統大選的越南異議分子、二〇一四年組織雨傘運動抗議中國壓迫的香港大學生及公民運動者，或是緬甸和阿根廷的學生、教授、記者與國會議員，我都對他們再三重申：這不可能在美國發生。
我堅稱，美國的制度極其牢靠，不會讓一個毫無執政經驗的實境秀明星贏得主要政黨的總統候選提名，遑論讓他入主白宮的橢圓辦公室。我們的民主規範韌性堅強，要是有人粗暴地侮辱新聞媒體、司法制度和移民，鼓勵支持者對抗議者肢體攻擊，嚷嚷著要送對手入獄，拒絕公開報稅記錄，赤裸裸地煽動低劣的種族歧視情緒，他絕不可能選上總統。
我並不天真。我知道謊言、挑撥種族仇恨和各種骯髒伎倆在總統選舉中向來是家常便飯。我也知道不擇手段的人勝選過。但川普之低級卻是史無前例、匪夷所思。儘管美國的選民極端分化、焦慮不安，我也不相信他們會選出這樣一個人。借《衛報》評論家強納森‧弗林德蘭（Jonathan Freedland）的話來說，川普「取笑對手外表，鄙視女性，輕蔑戰爭英雄，粗暴地將一切怪罪給少數族群與其他弱勢，言詞偏狹，嘲弄殘疾人士，拿國家暴力撐腰、拍胸脯許下窮兵黷武的承諾，而這些承諾會踐踏美國憲法並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他每天一開口就是無數的謊言。」
結果我錯了。大多數同行的政治與民主學者也是。
我之所以動筆寫這本書，既是受到川普當選的震撼，也因為我知道他當上總統對全球各地的民主會有何等影響，令我痛心不已。
四十多年來，我走過七十餘國，深知美國對全球的自由奮鬥來說有多麼獨特的重要性。即便有人對美國的財富、全球影響力、傲慢的心態和軍事霸權心懷怨懟，仍不得不景仰美國生機盎然的民主體制。即便有人很清楚美國有著奴隸制、種族歧視、不平等和企業壟斷的悲慘歷史，依然會驚嘆美國民主自我革新的能力。
我也發現，即便是我遇過最尖銳的批評者，也會因為美國人樂於在讚揚它的憲政體制之餘批評自家政府，往往就心服了。
為達成或建立民主而奮鬥的人，總是告訴我相同的願望：希望美國多少能支持他們的理想。押上一切挑戰腐敗和迫害的異議人士，總讓我感到沉重的道德期望：希望美國可以成為他們的後盾，也許在萬不得已時庇護他們。如今我們選出了一個世界觀是「美國優先」的總統，他的政策奠基於對移民和難民的輕賤，他開口閉口滿是對獨裁者的讚揚。
川普崛起的時機令人格外憂心。過去十年來，我一直呼籲，政治的腐敗、極化和墮落正在匯聚成一股浪潮，讓許多民主國家公民的希望幻滅、沖刷民主體制原先牢固的地基。在這十年的大半時間裡，同時也是我泰半的職涯中，對於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東歐前共產國家的新興或垂危的民主，我一直感到憂心。當然，我也很關切我國惡化中的民主體制，並益發感到修復和改革美國民主的迫切需求。但我從沒想到美國的民主竟會陷入危機。
當今一切世事變化莫測。中國的全球影響力、財富和野心不斷增長。另一個獨裁強權，也就是普丁治下的俄國雖然弱得多，也逐漸在地緣政治上重燃惡霸氣焰，並意圖藉無恥的數位攻擊和政治宣傳戰左右美國的總統大選，讓選情倒向一名同樣有獨裁傾向且公開崇拜普丁的人。
正如同美國在二戰後的領導讓自由世界的秩序扎根，美國的民主也供世界各地的民主立足。然而小布希總統選擇向伊拉克宣戰的結果卻是不忍卒睹，以及二〇〇八的金融海嘯，雙雙重創了美國身為全球民主領袖的地位。繼任的歐巴馬總統重建了美國部分的國際形象，靠的是他個人了不起的成功，以及他尋求國際合作與拯救金融體系的作為。但是受伊拉克戰爭及金融危機所累的美國，隨歐巴馬一起卸下活躍全球領袖的位置，而中國和俄國趁勢補位。
另一些值得憂心的勢力也在作亂。在敘利亞等地爆發戰爭後，移民危機與社經壓力匯流，在歐洲逐漸捲起一波民粹偏風。在匈牙利和波蘭，有極右派與仇外領袖攻擊民主的規範和制度。英國最近也公投脫歐。口無遮攔的民粹煽動家揚言親手殺死犯人，而這人贏得了菲律賓總統大選。偏狹的極端民族主義者瑪琳‧勒龐（Marine Le Pen）似乎真有可能當上法國總統。一切彷彿都在分崩離析。讓我想起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的名言：「一切堅實之事都煙消雲散了。」在全球民主退潮十年之後，更糟的東西取代了它──一場危機。
＊作者戴雅門（Larry Diamond），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高級顧問，並共同創辦極有影響力的學術期刊《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妖風：全球民主危機與反擊之道─當俄羅斯正面進攻、中國陰謀滲透、美國自毀長城，我們該如何重振民主自由的未來？》（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