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所謂的「制度」，即西方長久以來所謂的中國朝貢制度（但中國人從不這麼認為）。這段期間可以上溯至漢朝（西元前二○六年－西元二二○年），中華帝國範圍內的民族定期派出「使節」，向中國皇帝行禮儀上的臣服。中國朝廷則透過賞賜方式賦予貿易權利，代表極大的恩惠，以作為雙邊關係強大的潤滑劑。中國人提到這種制度時，其語言文字往往充滿委婉而自大的言詞，經常把這類今天稱為外交政策的工作說成是「理藩」。
十九世紀有一段記載：「為了控制野蠻人，聖賢之君在他們來（入侵中國）時，要懲罰和抵制他們，在他們離去時，要有準備和戒備。如果被中國文明所吸引，他們會來朝貢，他們會受到禮遇，並維持鬆懈但不切斷的關係，因此若出了岔錯，其咎也在他們。」
在這個制度下，中國皇帝透過賜封方式承認外國領袖的頭銜。即使他們坐上寶座，馴服的進貢國新統治者仍需安於儲君的頭銜，靜候天朝皇帝賜下冊封詔書，以免冒犯禮儀。
這件事有多麼嚴重，西元前二世紀一則發生在越南的故事是最鮮明的例子。當地的土王妄自尊大地在自己國家自封為皇帝，漢文帝的反應極為快速、明確。他下詔指責越南君主。南越國王的回應只能說極盡謙卑之能事，承認「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來自中國的反彈可從兩個層面來談。再明白不過的是，這是在其本國內直接的聲明，大漢皇帝不會縱容任何人與他並肩而立。除此之外，中國也發出這樣的訊號：當覺得其中心角色或重大利益可能受到挑戰，中國決心到世界任何地方去干預。我們看到，一九七九年，也就是距離上述事件逾兩千年之後，中國發動侵越戰爭，仍是強調這個重點。
事實上，中國在前述事件後幾個世紀裡，曾多次出兵攻打越南，直到今天仍影響中越的雙邊關係。但是，動用武力遂行意志不是好辦法。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曾經寫道：「任何霸權秩序都是一樣，（朝貢制度）以軍事力量做後盾，當制度運作良好時，當涉及政治、經濟互惠的原則時，會允許長期的和平互動。」
一般來說，朝貢制度使中國的貿易讓利及不斷接待來訪外國使節團的費用，遠遠超過它和這些周邊小型社會商務往來可能獲得的收益。然而，這個說法忽略了此一制度對中國皇帝在國內的政治價值。鄰邦統治者獲得中國皇帝的承認是十分重要的，中國歷代皇帝得到四方外國人定期遣使叩頭，以示臣服其道德威望與權力，也十分重要。換句話說，當其他人願意恭順地向皇帝跪拜，他便可向國內證明他具有無上的道德權力，套句老話，他具有天命。這個思維在中國帝制時期接近尾聲時，與朝代初建的漢朝一樣，一路世代相傳。當英國在十八世紀末期臻至全球大國巔峰，派出使節團到中國，試圖站在平等立場與大清建立關係，乾隆皇帝破例允許英王喬治三世的特使到北京「朝覲」。經過九個月的海上航行終於抵達中國，英方赫然發覺，往北京的路上掛滿大字旗幟，宣布這個歐洲人使節團是來向皇帝朝覲。沒錯，乾隆皇廷昭告民眾，愛爾蘭裔的使節團長喬治．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是英王王室成員，遠渡重洋來此「接受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