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有個國家，位居世界中心，其地位受到遠近各方民族承認。在今天，我們稱這個國家為「中國」。
使用「國家」這個字詞其實會騙人。今天我們在地圖上立即指認「中國」的這個國家，其實存在時間並不久。在其歷史大部分時間裡，這塊朝代嬗遞統治的土地，也不認為自己是個國家，更不用說它也不會視其鄰邦為國家。不論是就地理形式或就其思想的相關性或適用性而言，它是個帝國，而且大半時間是沒有邊界的帝國──法國人會稱之為影響範圍（rayonnement）。有人會說，從來就沒有過更普世的統治概念。務實地講，對中國歷代皇帝而言，世界大略可劃分為兩個廣大、單純的類別──文明和非文明──意即有些人接受他是統治者、天子至高無上的地位，以及天朝價值的原則，另外一些人則不然──這些人就是所謂的化外之民。
在過去兩千年大部分時間裡，從中國本身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常態就是天下歸於一統，用中文來說，就是「天下」的觀念。這個詞不能拘泥字面來解釋。從很早期開始，中國就意識到遠方另有天地，包括其他偉大帝國（如羅馬）的存在，但它與這些遠方世界的接觸很薄弱，因此在經濟與政治意義上都不足為道。
在中華帝國的地緣政治上，對中國而言，在天下──從這個脈絡來看，有時可解釋為「已知的世界」──最重要的是一片廣袤、熟悉的地域，包括鄰近的中亞、東南亞和東亞。在這些區域當中，中亞對華夏權力（Chinese power）近乎持續的挑戰，而且經常是公然的威脅。中國歷代的版圖有大有小，大都視漢人與其西方或西北方民族（不論是突厥人、蒙古人、滿洲人、西藏人或其他族裔）的勢力均衡變化而異動。（中國曾經兩度遭到來自這些文化的入侵者之統治，一是一二七一年至一三六八年的蒙古人元朝，另一則是一六四四年至一九一二年的滿洲人清朝。）
在地理上，我們往往把海洋視為障礙，有效地將國家、區域和各個大陸隔離開來，而在遠古時代，更是幾乎使它們彼此孤立。但是東亞海岸以溫和銜接的月彎形，從朝鮮半島向南延伸到麻六甲海峽，更典型地扮演起華夏文化和聲威、華夏商務，乃至華夏權力的傳送帶，雖然只是偶爾才傳送硬權力。至少從唐朝（六一八－九○七）開始，直到一九一二年中國結束王朝嬗遞統治為止，在某種程度上，這個海洋區域的人民經常順服中國，承認其中心地位，鬆散地追隨其領導。
華夏權力以這種方式運作，支撐起人類文明最了不起的一種國際制度──有時稱為極其鬆懈的獨特形式，而中國以這種另類間接的統治方式治理相當眾多的人。這種描述未必恰當，因為中國與其東方鄰國的關係就有一些重要的變化，包括接觸與服從上的強度不同。然而，在這個十分有彈性的大中華和平（Pax Sinica）的根基下，有一個基本的假設前提相當合理地保持一致性：接受我們的至尊地位，我們將賜予以政治正統地位發展貿易夥伴關係──以現代國際事務語言來說，提供某種範圍的公共財（public goods）。這些公共財包括巡守海上公共領域、調停糾紛，准許接受中國近乎普世、以儒家精神為基礎的學習制度。在這個區域裡的核心國家，如朝鮮、越南和日益交惡的日本，中華價值、中華文化、中華語文、中華哲學與中華宗教，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中都被視為基本的參考架構，甚至是普世的標準。
這裡所謂的「制度」，即西方長久以來所謂的中國朝貢制度（但中國人從不這麼認為）。這段期間可以上溯至漢朝（西元前二○六年－西元二二○年），中華帝國範圍內的民族定期派出「使節」，向中國皇帝行禮儀上的臣服。中國朝廷則透過賞賜方式賦予貿易權利，代表極大的恩惠，以作為雙邊關係強大的潤滑劑。中國人提到這種制度時，其語言文字往往充滿委婉而自大的言詞，經常把這類今天稱為外交政策的工作說成是「理藩」。
十九世紀有一段記載：「為了控制野蠻人，聖賢之君在他們來（入侵中國）時，要懲罰和抵制他們，在他們離去時，要有準備和戒備。如果被中國文明所吸引，他們會來朝貢，他們會受到禮遇，並維持鬆懈但不切斷的關係，因此若出了岔錯，其咎也在他們。」
在這個制度下，中國皇帝透過賜封方式承認外國領袖的頭銜。即使他們坐上寶座，馴服的進貢國新統治者仍需安於儲君的頭銜，靜候天朝皇帝賜下冊封詔書，以免冒犯禮儀。
這件事有多麼嚴重，西元前二世紀一則發生在越南的故事是最鮮明的例子。當地的土王妄自尊大地在自己國家自封為皇帝，漢文帝的反應極為快速、明確。他下詔指責越南君主。南越國王的回應只能說極盡謙卑之能事，承認「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來自中國的反彈可從兩個層面來談。再明白不過的是，這是在其本國內直接的聲明，大漢皇帝不會縱容任何人與他並肩而立。除此之外，中國也發出這樣的訊號：當覺得其中心角色或重大利益可能受到挑戰，中國決心到世界任何地方去干預。我們看到，一九七九年，也就是距離上述事件逾兩千年之後，中國發動侵越戰爭，仍是強調這個重點。
事實上，中國在前述事件後幾個世紀裡，曾多次出兵攻打越南，直到今天仍影響中越的雙邊關係。但是，動用武力遂行意志不是好辦法。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曾經寫道：「任何霸權秩序都是一樣，（朝貢制度）以軍事力量做後盾，當制度運作良好時，當涉及政治、經濟互惠的原則時，會允許長期的和平互動。」
一般來說，朝貢制度使中國的貿易讓利及不斷接待來訪外國使節團的費用，遠遠超過它和這些周邊小型社會商務往來可能獲得的收益。然而，這個說法忽略了此一制度對中國皇帝在國內的政治價值。鄰邦統治者獲得中國皇帝的承認是十分重要的，中國歷代皇帝得到四方外國人定期遣使叩頭，以示臣服其道德威望與權力，也十分重要。換句話說，當其他人願意恭順地向皇帝跪拜，他便可向國內證明他具有無上的道德權力，套句老話，他具有天命。這個思維在中國帝制時期接近尾聲時，與朝代初建的漢朝一樣，一路世代相傳。當英國在十八世紀末期臻至全球大國巔峰，派出使節團到中國，試圖站在平等立場與大清建立關係，乾隆皇帝破例允許英王喬治三世的特使到北京「朝覲」。經過九個月的海上航行終於抵達中國，英方赫然發覺，往北京的路上掛滿大字旗幟，宣布這個歐洲人使節團是來向皇帝朝覲。沒錯，乾隆皇廷昭告民眾，愛爾蘭裔的使節團長喬治．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是英王王室成員，遠渡重洋來此「接受文明」。
著名的哈佛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研究朝貢制度，他寫道：「大部分朝代在內亂外患雙重打擊下滅亡。因此每個政府都承受極大的壓力，要讓其對外關係吻合這個理論，確立他們統治中國的權威。」
這個思想的精髓甚至延續到當代的中國政治思想當中。二○一五年北京大學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緝思寫道：「打從『新中國』一九四九年建立以來，中國的外交及內政政策都服務相同的目標：維持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國內政治安定。」
在今天，西方國家很少人理解，大家視為理所當然的「國際制度」其實是晚近的發明。它形成於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中葉，就在中國受到其他國家壓制，以及它所支持的秩序、與回過頭來支持它相當長久一段歷史的秩序開始被取代之時，才開始拼組起來。
在現代世界誕生之際，中國正墜入其相對區域力量及影響力的最低點。中國長久以來的常態是，對它的價值與倫理、本身的文化，及本身無可置疑的中心地位，毫不動搖地堅信具有持久的普世性。新的西方式全球普世性，卻不是依據預設的世界自然階層，以中國為頂峰，而是假設清晰界定的國家一律平等（至少在法理和理論上如此），其立足點是猶太－基督徒的理念和體制、選舉民主普及化、公開貿易，而非經過管理的朝貢交易，甚至是快速出現的國際法體制。支持所有這些言之成理概念的當然是西方列強，到了二十世紀，就是美國的大國力量。
長久以來中國本身運作成功的國際制度，以及幾乎不受挑戰、天經地義的文明標竿地位，必然要改變，轉為它很難接受的大降級。然而，西方人卻忽略了，在過渡到現在我們所熟悉的這個世界的殘酷環境的過程中，中國的國勢卻是空前的衰弱，以致對當今之世的常態產生不尋常、深刻的愛恨交織心理，而今中國國勢日益強大，每過一年，這種感覺就日益明顯。
＊作者傅好文（Howard W. French），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曾駐外二十餘年，工作暨旅行足跡遍及五大洲共一百多個國家。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中國擴張：歷史如何形塑中國的強權之路》（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