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浪人─我在街頭流浪的歲月:《吾業遊民》選摘(2)

2019-12-07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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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在善良或是沒那麼善良的市民眼中,我們就是一群拒絕工作的人、不要臉的騙子,卑鄙地坐享公共福利將他們的納稅錢吃光光。(示意圖/pixabay)。

不管是在善良或是沒那麼善良的市民眼中,我們就是一群拒絕工作的人、不要臉的騙子,卑鄙地坐享公共福利將他們的納稅錢吃光光。(示意圖/pixabay)。

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更貼切的說是隨著時間一年年的流逝,我成了某幾家收容所的常客。我指的當然不會是環境惡劣的收容所,這應該不用解釋大家都懂。我會選擇真正尊重我們流浪者以及當地遊民的機構過夜,例如卡瑟爾的救世軍收容所我就很喜歡。這家收容所早自九○年代初期就沒有大通鋪,每間房最多容納四個人,還提供一餐正餐,供應的伙食也不會讓人聯想到豬吃的餿水。

大多數的急難收容所都破爛得嚇死人,要是不曾在這些地方吃過午餐,大概就無法理解我對救世軍收容所的讚美。當然,所謂的食堂也不是五星級餐廳,所以當時的員工不時抱怨馬鈴薯煮糊了或蔬菜煮爛了。但是直到今天,很多收容所供給遊民吃的食物好像是在告訴我們:我們連煮糊的馬鈴薯或煮爛的蔬菜都不配。反正我們不是普通市民,而屬於最低賤的層級,所以食物的品質通常也是如此。我的盤子出現過發黴的蔬菜,我聞過醬汁發酵的酸臭味,唯一的肉則是附著於筋骨的一丁點肉絲。

要嚥下這種東西簡直是在跟自己的尊嚴和生存權拔河。不管是在善良或是沒那麼善良的市民眼中,我們就是一群拒絕工作的人、不要臉的騙子,卑鄙地坐享公共福利將他們的納稅錢吃光光。要是不用養我們這群人,就買得起更多夢幻商品了! 我們是多餘的人。不,我們甚至只是閒雜人等中的邊緣人,就是因為這些想法導致某些惡劣的市民打死街上的遊民。

遊民、街友。(圖/pixabay)。
(示意圖/pixabay)。

我在「福利事業中心」經歷的是另一種形式較為緩和的攻擊,他們用爬滿蟑螂的床還有餵豬吃的餿水羞辱我們。到底為什麼會有我們這種人?對啊,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人遭遇挫折而一蹶不振,答案就是這麼簡單,有些人則是被陷害的。如果人類還稱呼自己是人類並活在一個有人性的社會,就不能對這些人視而不見。

我在旅途和收容所聽過許多令人震懾的悲慘故事,堪稱是最殘酷無情的命運。很多人跟我一樣背負著童年或少年時期遭受的暴力經驗,帶著悲傷的心情度過每一天。他們的遭遇吞噬了他們的活力。他們從來沒有真正從創傷中復原,而是繼續蜷曲著身體,為曾經遭受或即將遭受的打擊擔心害怕。有些遊民在過去的前半生曾經擁有成功的人生,甚至什麼都有了:漂亮的房子、幸福的家庭和乖巧的孩子──接著卻遭逢劇變。

我曾經在漢諾威(Hannover)某家糟糕的收容所遇到一名大學教授,大通鋪裡的教授躺在自己的行軍床上,手裡緊緊抓著雷克拉姆(Reclam)出版社的柏拉圖著作。他的妻子和兩名小孩在一場車禍中喪生,從此以後他便一蹶不振。為什麼教授在接受心理諮商和治療後還是無法重回正軌?更何況他還有一份好工作?我不知道為什麼。至於那些死也不肯丟給教授和遊民一分錢的路人,他們難道又知道些什麼了?

我認識朱利安(Julian)的時候他還沒滿二十歲,他和我一樣小學都沒畢業。朱利安很瘦,從十二歲開始就露宿街頭。他是為了躲他爸爸才逃走的,他爸把他虐打得體無完膚。奶奶收留了他,卻無法和他好好相處,所以朱利安又從奶奶那裡逃跑了。我不知道為什麼朱利安的爸爸要打他,也不知道為什麼他爸會吸毒,他媽媽也吸毒,她靠賣淫勉強湊出買毒品的錢。朱利安不知道為什麼父母會這樣。他後來就逃家了,遍體鱗傷的他為了生活選擇賣淫,短短幾年後就染上愛滋病。

遊民、街友、吸毒、針筒(圖/pixabay)。
(示意圖/pixabay)。

還有拉爾夫(Ralph),他是路德維希港人,所以我其實可以在萊茵河對岸向他招手。他年輕時過著普通的市民生活。他的父母(媽媽是醫生、爸爸是工程師)供他念大學,他念的是歷史和外語。我認識他時,他的人生已天翻地覆,酗酒讓他的房子、賓士和幾萬元的存款都沒了。他還對精神用藥成癮,例如勞拉西泮Lorazepam,德文是Tavor)和利瑞卡(Lyrica),他把這些藥當小熊軟糖吃。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導致他離開正軌,我只能用猜的,我們不談這個話題。他曾經順口提到哥哥很早就過世了,他說這件事的時候我看到他的眼瞼在顫動。十四歲的時候他失去哥哥,父母則在他四十歲的時候過世。聽起來好像沒什麼特別,但是旁人又懂什麼?

我是二○○二年夏天認識拉爾夫的,從此以後我們就一直保持聯絡,直到二○一七年六月他過世為止。當時我們兩個湊巧流落到聖馬汀之家(Haus St. Martin)的同一間四人房,聖馬汀之家是路德維希港的一處遊民收容所。我很快就察覺到拉爾夫的身體狀況很差,但是只要一聊起音樂,他人就重新活過來一樣。我們都是重搖滾(Hardrock)迷,音樂就是把我們倆黏在一起的膠水,「這個音速一定突破震波了!」這是他的名言,我非常同意這句話。

拉爾夫對露宿街頭沒什麼概念,我便提議他跟我去流浪,所以拉爾夫就成了我的徒弟,雖然他的年紀比我還要大上幾歲。我們往北走,這個夏天我們在不同的農場打零工,幫忙收成、清理馬廄和修理物品。我們運氣很好,因為抵達費爾登(Verden an der Aller)時收容所客滿了,所以社工轉介我們到另一家宿舍,兩間單人房每晚只要十歐元。這家宿舍的宗教色彩很濃厚,神父原本晚上想找我們一起喝個菊花茶、做做禱告,他很失望我們寧願走去鄰近的加油站買啤酒喝。當我們再度踏進宿舍時,這位善良的基督徒因為聞到我們身上的酒味而面露難色,儘管如此,他還是忍住性子沒有教訓我們,只是警告我們舉止要收斂一點。

遊民、街友、喝酒(圖/pixabay)。
(示意圖/pixabay)。

我們當然乖乖遵從神父的話,有這麼好的住宿場所,就算我們不用奉承他,也沒必要挑釁。隔天晚上有一場足球賽,這場比賽對拉爾夫很重要。雖然我對足球一點也沒興趣,我還是陪他一起看電視轉播。拉爾夫對我最喜歡的橄欖球運動一竅不通,我不會錯過任何橄欖球賽的轉播,只是電視台很少播出橄欖球賽。如果有的話,拉爾夫也會和我一起蹲在電視機前看比賽。我們發覺,即使彼此如此不同,還是能夠和平共處。

當我們抵達漢堡(Hamburg)並在這個海港城市遊蕩幾天後,我們又兵分兩路了,一個往東、一個往西,我們兩個都獨自一人習慣了,所以也繼續獨來獨往。但是往後的每個生日我們都一起慶祝,也會不時打電話給對方。有時候我們也會相約在彼此路線的交會點碰面,我們之間產生一股穩定的連結,在這段關係裡我們不必擔心被背叛。我們之所以保持聯繫,也是因為我們的生活方式無法和他人建立深度的社會關係。我們不用個人的豐功偉業評價對方,注重的是相處時彼此的言行舉止,而這也是我評斷他人的標準。

但是這種判斷標準也不是百分之百準確。例如克勞斯(Klaus)就是個凶惡的傢伙,打從我第一眼看到他就是如此。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他就對我大吼:「媽的你最好給我滾出去,你是在看什麼看!」我覺得自己並沒做錯事,但是我也不覺得這種挑釁言詞是在歡迎我。我跟他巧遇好幾次,有時候是在不同的收容所,有時候是在不同的城市。見過幾次後我漸漸發現,他的凶惡其實是一襲保護自己的外衣。這傢伙心裡到底有多害怕啊! 當我們第四次或第五次同桌時,我才認識克勞斯的另一面。他是個善良、親切又樂於助人的人,他會和我分享最後一分錢和最後一塊麵包,甚至願意另外找住宿地點,就為了把收容所的最後一張床讓給我。

我流浪的這些年(我先是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東部的新領土遊歷,然後便浪跡天涯),遇到的無數社工人員也令我印象深刻。這可不是一份輕鬆的工作,因為我們這些無家可歸的人可都不簡單(雖然如此,我們依然是各不相同的個體)。全身散發惡臭的人、有暴力頃向的人、想自殺的人、有竊盜前科的人、自怨自艾的人,和動不動就發怒的人……社工人員每天要和我們這些人相處真的很辛苦。很多社工根本就不和我們打交道,其他一開始或許還抱持熱誠的社工,久而久之若不是變得愛挖苦人、就是覺得事不關己,他們要不是自己也是酒鬼,就是一點內涵也沒有。不過漢斯-彼得(Hans-Peter)卻是一個完全相反的例子。他是卡瑟爾救世軍收容所的管理員,我和他已經認識二十五年,長久以來他始終如一。他是一個很有耐心的人,他的耐心彷彿沒有用盡的一天;他會仔細聆聽你說話,不會硬對你說教;就算你從來沒跟他提過你的難處,他也能理解你的掙扎。

第一次遇到他是我離開曼海姆的時候,那時候的收容所叫做威廉-奧斯特萊之家(Wilhelm-Österlein-Haus)。他的眼神非常親切,親切得將我團團包圍,即便現在,每當我回想起這一幕就會不自覺熱淚盈眶。當時的我有點驚訝,因為我不習慣被同情。我根本是個陌生人,才剛來到這裡,但是我有一種被接納的感覺。他站起身來,伸出手和我握手,向我介紹收容所的格局後就帶我走去餐廳。這裡的伙食是工作人員自己煮的,遊民則負責幫忙。幾年後,當我第二次到訪收容所時,發現原本的多人房已經改為雙人房,建築物的外牆也重新粉刷過,現在的外觀就和裡頭的氣氛一樣和藹可親。漢斯-彼得一樣坐在入口的管理室。他這個人,不管是天真善良的人或愛說風涼話的人都會說他是好人,而他真的是個好人。

*作者理查‧布洛克斯(Richard Brox)1964年生於德國曼海姆,小時候是問題學生,在兒童之家成長,20歲時成為孤兒。1980年代中期戒毒後,在街頭生活了30年。待過遊民收容所、戒毒所,曾喪失求生意志。後來架設遊民資訊網站,獲得廣大迴響,本文選自作者所著《吾業遊民:一個德國遊民血淚拚搏三十年的街頭人生》(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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