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柏林圍牆在1989年11月倒塌，東德政府瀕臨垮台，掌控史塔西（Stasi，東德國家安全部）數十年的情報頭子梅爾克下令銷毀監控民眾的機密檔案，儘管探員日以繼夜趕工、甚至徒手撕碎文件，但當數千名東德民眾兩個月後衝進柏林史塔西總部，仍被眼前的「紙山紙海」所震懾—探員來不及銷毀的文件多達4100萬份、一張張排列可達111公里長，另外還留下150萬張相片、23000個音檔，以及1萬5千個裝滿碎紙的布袋。
東德威權政府監控人民 檔案綿延111公里長
兩德分裂時期，史塔西在東德建立龐大、綿密的監控網絡，動用無數秘密警察竊聽、窺探人民生活，更深入民間社會吸收大量線民，在公司行號、校園甚至鄰里為史塔西打探消息、「打小報告」，經年累月累積的檔案數量，便如前段所述般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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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手舉的標語寫著：「再也不要史塔西和統一社會黨（SED）的獨裁和納粹主義了，你們帶來了太多的不公和苦難。」
國家人權博物館30、31日以「集體創傷記憶轉化與再生」為主題，舉辦臺德人權工作坊，進行轉型正義經驗的對話。史塔西檔案局（BStU）主任施威德斯基（Niels Schwiderski）強調，每一份檔案都呈現出獨裁政府如何踐踏人民生活，以及東德人民被秘密警察侵入的人生，儘管檔案的保留與復原需投入大量人力與資源，但他認為「對歷史的了解就是對未來的投資」，從過去的經驗學習，才能避免未來犯下相同錯誤。
人民生活在服從和反抗之間
德國史塔西檔案局的全名為「聯邦政府委託管理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檔案局」，是聯邦議會1991年11月通過《史塔西檔案法》（Stasi-Unterlagen-Gesetz）後設立的獨立機關，迄今已有超過200萬名德國民眾申請調閱自己過往的監控紀錄。施威德斯基強調，每個受害者都有權檢視過去被秘密剝奪的生命自主權，「國家如何、為何有權插手他的人生」，以及秘密警察究竟如何運作。
施威德斯基也說，在東德威權體制下，人民被迫生活於服從與反抗之間，所有人在作文課都必須引用領袖的名言才能得高分。有一名學生曾分享，他的外公總是公開升起東德國旗、表現愛國精神，在辦公室眼睜睜看著同事因發表異議言論被解僱，對此也默不吭聲。該名學生強調，他的外公其實並不支持東德政權，「但他希望自己的女兒、也就是我的媽媽可以上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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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施威德斯基對談的台大法律系助理教授蘇慧婕對此回應，台灣與東德的威權經驗相當相似，但法治國家的轉型正義容易淪為「兩邊不討好」，加害方覺得是政治清算、受害方在法律框架下無法得到渴望的正義，但加害體制的下令者卻仍然隱而不顯：「大家都是好人、普通人，為何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因此轉型正義的重點已非法律責任的追究，而是要在未來打造更民主自由的社群。
新一代該如何記憶歷史？
此外，蘇慧婕也以近來國片《返校》引發的熱潮為例，談及大眾媒體對於轉型正義議題的穿透力，施威德斯基也說，電影《竊聽風暴》（The Lives of Others）不只奪得該年度奧斯卡金像獎的最佳外語片獎項，更讓數以萬計的人開始去史塔西檔案局申請被監控的檔案，對於轉型正義的關注與支持也有所提升。
「唯有回到過去，知道（威權歷史）為何發生、如何發生，才能避免一切再度發生。」施威德斯基道出轉型正義的意義所在，而史塔西檔案局近來也致力進行檔案數位化，降低檔案調閱使用的障礙。採用多元的方式、手段，讓歷史在未來持續被年輕公民記憶，是台灣與德國相關工作者的共同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