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的香港特首應有怎樣的能力？首先，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且被香港政治環境所接納。其次，對香港的定位有清晰願景。第三，實現政策解釋與說服，使港人認同與內地經濟融合有助於香港。
香港局勢發展到現在，特首林鄭月娥辭職只是時間問題。其實從二○一四年佔中運動以來，香港已逐步開啟街頭運動成為日常的「新常態」時期。在今年的反送中運動後，這種新常態的政治對立局面與街頭運動方式，將得到進一步鞏固與確立。
緩解警民對立以維護法治基礎
林鄭辭職的時間不會是現在，很可能是在香港局勢稍稍緩和之後，在她的五年屆滿之前。怎樣的局面才稱得上是「緩和」，很難有一個共同的結論，但至少目前的街頭亂局與暴力應停止，商業和市民得以恢復往昔的安全與正常生活。
街頭暴力停止後的第一步是緩解警民關係。街頭運動一旦超出和平的範圍、出現今年八月以來的街頭暴力，員警無疑會介入。而擁有「沉默大多數」支持或縱容的暴力抗議者一旦遭遇警隊執法，則會引發市民對警隊的不滿。雖然按照美國的標準，香港員警已展現驚人克制，但市民的這種不滿並不會在運動結束後短期內消失，它會蔓延到城市安全的其他領域。一旦香港不再安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就會受損。
更關鍵的是，法院如何審理判決街頭傷人的暴徒？輕判會縱容未來更多的暴力事件，並且同樣損害香港的法治聲譽；若依法判決可能會使暴徒入獄多年，成就他們的悲情與英雄形象。香港過去的經濟成就從來不是以民主為基礎的，基礎之一是法治。如果法治基礎被消耗殆盡，這才是香港舊歷史的終結。
未來的香港特首應有怎樣的能力？
首先，特首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並且被香港政治環境所接納。這將是處理好未來香港和北京關係的關鍵。林鄭特首任期內，如果香港和北京得到了某種教訓，那應該是未來需要一位在敏感時期做出明智決策的特首。以《逃犯條例》為例，我相信林鄭在做出決策時完全基於技術層面的考量，認為有利於追捕逃犯。只是她忘記了對香港來說，香港的跨境執法也涉及到香港與內地之間的跨境問題，而幾年前銅鑼灣書店事件的陰影尚未在港人心中消散。林鄭也沒有意識到，「特首」的合法性已大不如前，許多市民認為特首就是在執行北京的政令。此外，反對派也應該現實地意識到，香港無法獨立於中國，一個號召港獨的特首是不會得到北京的支持與信任的，因此在討論未來特首人選時，反對派若希望達成共識，就不應推選一位激進港獨的政治人物。未來特首應對涉及到港府合法性、內地與香港關係變化有高度的敏感，在推行政策前應對政策可能造成的政治風險做謹慎評估。
使港人認同中港經濟融合的重要性
其次，未來特首應對香港的定位有清晰願景，這個願景既符合全港市民的利益，也能理智而現實地定位香港。目前內地促進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融合，其目的之一是希望更多的香港市民、特別是年輕一代能更多地瞭解內地、走進內地發展。這可能是許多港人拒絕瞭解的現實：單純從經濟發展與事業選擇來看，大灣區內地部分特別是深圳，能提供的機會和事業選擇的多樣化已經超出香港。香港長期的貧富不均也可能透過與內地融合得到緩解。在這一點上，歷任特首都認識到了香港經濟與內地融合的重要性，但香港回歸以來，港人願意北上的比例沒有大幅提高，反而是港獨傾向愈發抬頭。
在此背景下，如何實現政策解釋與說服，使港人認同與內地經濟融合能夠幫助香港實現長期持續的發展，是未來特首應該擁有的政策能力。
對香港的定位與願景的設計要基於對香港未來發展的準確判斷。而未來特首的政治經濟背景，將影響特首的政策說服力。說服與和解將是香港未來持續發展的前提，特別是當反對派要求港府對過去的種種政策乃至政治問題有所交代，但這種交代又超出了北京可能接受的底線時，特首就是一個夾在中間的兩難角色──他／她既要說服香港反對派更加現實，調低對北京的政治要求，勸說反對派身段更加柔軟，同時也應與北京進行有效溝通，盡力為香港爭取更多的安全與自由，並且得到北京的信任。這種在經濟學中存在的「協調失靈」現象，在政治中同樣存在，而且處於中間的協調人──特首，更難實現兩邊的和解。
新特首難出身泛民或新生代背景
傳統建制派雖然會得到北京的認可，但肯定不會受到選民的歡迎；若出身商界，則需要額外的努力來證明特首推行的政策與其個人、家族之間不存在利益衝突；若出身泛民或新生代，則同樣要透過極大的努力來獲得北京的認可。在現在的情勢下，泛民或新生代背景的未來特首很難產生。
或許一位出身香港、對民主政治有深刻理解、同時又擁有國際視野與豐富國際管理經驗、有能力提升香港核心競爭力的菁英人士，是能夠同時被北京和香港民主派接受的人選。但這樣的菁英還會願意回到香港嗎？
＊作者常駐美國華府，現任世界銀行顧問，曾任非洲開發銀行顧問。本文原刊新新聞第1704期，授權轉載。（文章與任職機構無關，僅代表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