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現自己看不懂和聽不懂政治訊息的頻率越來越高，這影響了我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因此我開始思索這種資訊障礙造成的失語，原因為何？為什麼人們語言不通，國際旅行時也可以簡單溝通，但同為中文使用者，卻常有難以互相理解，甚至是出現「我完全聽不懂你在說什麼」的情況。網路提高了媒體的接近使用權，評論市場讓人眼花繚亂，但我們並沒有更接近真實，只感覺到立場的對立。
為了精準認識語言的意涵，我受到的教育是：談話要放在前後文和背景脈絡中理解，討論時涉及的關鍵詞需要清楚的定義。使用同種語言的人可以用更多的文句讓人明白自己的意思，真理怎麼會越辯越不想談？我認為這是沒有先區分出主要目的和保持客觀態度的問題。語言不通的比手畫腳和簡單語詞可以溝通，是因為目的不外乎「找路」與「交易」，目的很清楚。人在異鄉遇上困難，希望能協助旅人達到目的，我們的態度也是友善的。如果政治上我們也願意在大家都愛斯土斯民的脈絡下進行善意解釋，就可以把關注因言賈禍的時間用來檢視政治人物的實際作為，團結督促政府完成人民期待的目標。最近蔡英文政府為了在臺殺害女友的港人陳同佳能不能在臺審理，中華民國（臺灣）當局該如何因應陳同佳想來臺自首，從總統、行政院長、內政部長、陸委會、國安局、到不具名的國安人士都發表了談話，據說連應對的劇本都有三套，加上「談判專家」「零秒出手」等形容詞….我們該如何理解政府對此案的態度和計畫？
以本案來說，我建議以「讓犯罪者受到制裁」和「維持國家主權地位」兩個目的來檢視蔡政府，如果還有其他不能放棄的重要目的，再評估是否加入考慮。但主要目的越少越好，因為要追求單一價值比達成多重目標進行整體損益比較容易。相信「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的人做決策很容易，因為「自由」這個單一價值對這類人而言是絕不可犧牲，也不需要權衡其他利弊的。若同時要考慮自己與他人利益和比較多重價值的決策會複雜許多，關鍵時刻什麼才是最正確的選擇，建立和選擇的判斷準則也會因為整體情況時空環境差異而有不同。
追求單一價值不能有內在邏輯的矛盾。例如自由若真是最高價值，這樣的邏輯就必須貫徹，不能在野時爭取集會遊行自由，執政時限制集會遊行自由，這會讓人覺得自由是可以視情況限制的，自由並不是唯一和最重要的價值。因為要進行整體損益比，還是要在目標或價值間比較，所以應該先檢查單點的利益能否成立，最後才能在不同價值和利弊間做取捨。考量「陳同佳要接受審判」和「中華民國要維持國家主權」的目標，蔡英文政府只需要派個獲授權能負責的人出來說明：依照我國法律，能不能偵辦外國人在臺殺人案？依照我國法律，能不能偵辦大陸地區人民在臺殺人案？如果這兩個問題都不想回答，就說明一下蔡英文政府計畫如何定義香港人的國籍身份？ （相關報導： 高思博觀點：主權勇於實踐，正義「毋湯算計」 ｜ 更多文章 ）
香港被英國政府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那依照中華民國憲法，香港就是「中華民國大陸地區」，如果蔡英文政府不想把港人視為國人，也不想把港人視為外國人，那一直說「撐香港」的蔡政府，是計畫特例處理或是修法解決，創造一個模式，讓陳同佳在臺受審？如果蔡英文政府想讓兇手有機會伏法，應該做的是讓陳同佳可以入境投案，把對他國政府或他地人民喊話的時間，改為思考如何盡快達到「陳同佳接受審判」的目的。批評他國司法和偵察機關不能解決他國罪犯在我國領土內犯罪的問題，自己的司法管轄權自己捍衛比較實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