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中國投資成功的消息傳到海外。1992 年底或 1993 年初，可口可樂公司接觸我們，問我們是否有興趣購買中國一些城市的瓶裝專營權。我非常有興趣。於是，可口可樂從亞特蘭大總部派來了不同的工作團隊。洽談期間，我們在香港見過可口可樂中國實業有限公司的人。幾個月後，我應邀去見可口可樂亞太區總裁杜達富（Douglas Daft）。杜達富是澳大利亞人，他後來出任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我們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的總統套房見面。會議進展順利，我們很快草擬了一個協議文本。
之後，我又受邀去亞特蘭大見當時可口可樂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已故的羅伯特 A 戈伊蘇埃塔（Roberto Goizueta）及他的許多手下。我為 1993 年 6 月 30 日舉行的會議飛抵亞特蘭大。我在戈伊蘇埃塔的辦公室與他見面，並且一見如故，一拍即合。我對他很有好感。他是個直來直去的人，我也是。我們都不會轉彎抹角，收收藏藏。
可口可樂的一位常務副總裁約翰 A 亨特（John Hunter）請我與他的同事一起進餐。我記得席間，亨特直截了當地問我：你可曾想過為甚麼會受邀成為可口可樂家族的一員嗎？
我答道：「坦白地說，我覺得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有東西從天而降。我這輩子一定要靠努力工作，才能得到成就。但這次，我是受邀成為世界級裝瓶品牌的夥伴。生意是現成的。我只要成為可口可樂輪子上的一個齒輪便可。」我總結道：「這是上帝賜予的一次機會，是上天的禮物。我希望我們的關係能不斷深化，達至雙贏的局面。」我只是說出了我內心真實的想法。
可口可樂公司的人都是好人，但他們都是鐵腕的生意人。他們有一條方程式。第一步，向股東彙報每年全球的總銷售額增加了多少百分比。第二步，彙報全球全年利潤上升了多少百分比。
可是世界上盈利再好的企業，也不能期待每年持續增長，無限上升，總有些年份會有回落。但為了滿足股東，可口可樂對待裝瓶廠就像一輛強力的推土機，使瓶裝廠背負着巨大的壓力。很快，我們就感覺到壓力了。我們只能依靠自己，並全力以赴。
中國市場競爭異常激烈。市場上有百事可樂，當然還有許多其他本土汽水的瓶裝廠，因此漲價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可口可樂的產品在國內的售價是全球最低的。除此之外，國內有多間可樂瓶裝廠：可口可樂最初用太古，後來在上海等地理位置優越的城市，可口可樂又投資建立了自己的瓶裝廠。我們加入以後，國有企業中糧也想來分一杯羹，他們通過政府最高層施壓獲得瓶裝專營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