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鄧小平說成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後來有人說不準確，應當說是總批准師。因為中國的經濟改革根本不是他們設計的，不是什麼高層設計，頂層設計，而是農民從最原始、最淳樸的理念出發，在馬上要餓死的情況下做出的被迫的選擇。中共只是稍微寬容了一點。所以說改革開放這四十年有多大的成就的話，就是中共在經濟瀕臨崩潰的時候，給了人們一點讓他們活下去的寬鬆的機會。這個機會就是在農村給了這麼一點機會。」
許多知曉當時中國歷史的人說，中共在改革開放問題上的宣傳顛倒黑白，顛倒因果，迴避最基本的事實，因而漏洞百出，自相矛盾，完全是胡亂給自己臉上貼金。
在批評者看來，中共宣傳部門有關改革開放的宣傳迄今為止一直小心翼翼地迴避最關鍵的事實和最關鍵的問題，其中包括，改革開放前就擁有勤勞勇敢的人民的中國為什麼會如此貧困？難道在改革開放前中國人民都一直集體懶惰嗎？或者，是有什麼人或什麼政權阻礙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幹勁，使他們長期陷入貧困難以逃脫嗎？
儘管中共當局一直竭力迴避、淡化甚至抹殺批評者所認為的這種最關鍵的事實和最關鍵的問題，但中共宣傳機器還是在不經意間透露出關鍵問題所在。例如，至今普遍流傳的中國官方宣傳說，位於中國安徽省鳳陽縣小溪河鎮小崗村「是中國改革開放發源地之一，1978年，十八位農民冒著極大的風險立下生死狀，簽署了土地承包責任書，實行包產到戶。」
中國官方的這種宣傳沒有提及那安徽省十八位農民冒著極大的風險要做的事情不是去進行什麼涉及巨額資金的投資，更不是要去搶劫銀行保險庫或推翻什麼政權，他們要做的事情不過是要靠自己和自家人的誠實勞動自食其力，自謀生路以求溫飽而已。
在批評者看來，中國官方的這種宣傳與其說是為中共政權評功擺好，更像是控訴中共政權的暴虐；這種宣傳清楚地顯示了在中共的統治下，中國農民連自謀生路種地都要冒極大的風險，需要立下生死狀，由此可見中共強行推行30多年（從1958年到1982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的殘暴。
城市地區的改革開放
中共政權部分放鬆了對中國農村經濟和農民的控制，中國農村驚人的貧困迅速出現緩解。中共當局接著也嘗試性地放鬆對中國城鎮經濟和城鎮居民的控制，試圖以此來走出城鎮經濟的困境。
中共當局聲言在城鎮進行經濟改革是富有遠見和睿智的決策，但批評者則聲言中共當局在城鎮的所謂的經濟改革的舉措跟在農村一樣完全是被逼無奈糊里糊塗被迫應對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