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反送中運動發展香港反送中市民與台灣太陽花覺青，有甚麼不一樣？台大教授這樣看…至今，已經遠遠超越太陽花運動的深度。當年太陽花運動營造的團結感，稍縱即逝，因為這個運動自始有各懷鬼胎的領導人，以及唯恐天下不亂的導師群，他們一起言不由衷地套用自然法則的話語，裝飾自己的政治正確，也導致他們對反送中的誤讀及誤用。
相形之下，香港反送中抗爭所營造的團結意識，將能持續更為長久。在其間參與及支持的市民，正在實踐某種沒有話語的自然法則。他們之間，不存在一小撮政治圖謀濃烈的領導人能完全主導利用。平常只能在課堂上聽到的自然法邏輯，因此在香港實境中栩栩如生。
歷來對包括香港在內的儒家社會，知識界有種刻板印象，就是人們只能透過關係脈絡來加以動員，而不能開展出陌生人之間的連帶感，現在已經就此獲得突破，在香港出現了陌生人之間相互維護的社群意識。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片面自然狀態」從台灣移到香港
按照自然權利與自然法的邏輯，遇到生存威脅而採取自衛的時候，不必拘泥於法治原則或正當程序。川普對華的全面對抗以及對華為的封殺，就是基於美國受到生存威脅的認知，而批評他的人，主要強調的就是中國還不構成對美國的這種生存威脅，因此反對川普任意拋棄法治。他們爭執的，是中國構成了生存威脅嗎？
他們沒有爭執的有兩點，首先是中國目前的政治經濟走向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他們都同意；其次是美國對中國的恣意制裁，必將引發中國強烈反彈，因此對美國的立即威脅更大。換言之，只要美國自己決定與中國要回復到自然狀態下的競爭，中國對美國的政策也不會再受到什麼規則的限制，美國不會因此呼天喊地的哭鬧。
但是，雖然太陽花運動也是訴諸自然權利，認為台灣的生存已經迫在眉睫，國民黨推動服貿是台灣的生存威脅，所以不容國民黨政府及其擁有多數席位的立法院繼續運作，覺醒青年與幕後的導師群卻認為，只有他們自己對抗國民黨的手段不可受限，而國民黨政府仍然必須遵循法治原則。此何以他們對於警方的強制驅離特別憤怒，哭天喊地。
照道理，假如國民黨政府是台灣的生存威脅，台灣已經回到自然狀態，那國民黨也不必受限。參與太陽花運動的師生的這種看似矛盾的立場，是他們自己都不曾深入理解的、可以稱之為「片面自然狀態」的理論。也就是，只有學生方面可以主張身處自然狀態，不受法治原則與正當程序所約束，而政府不能相應主張自然狀態來應付他們。
這種理論的合理性在於，主張不受限制的一方極為弱勢，沒有其他手段，比如嬰兒面對成人。無論嬰兒因為何種恐懼而哭鬧，成人都不能剝奪其生存與成長的權利。同理，我們教育體系早就規定不能體罰，也是基於學生犯錯後，仍要保護其身體的立場。
香港的示威抗議群眾今天默示主張的，也正是片面自然狀態，因此即使有所謂勇武派訴諸激烈的抗爭，他們堅信警方也應該恪守所有的正當程序，不能用對付恐怖主義或暴徒的方式，一體對待所有的和平示威群眾。因為，在中共面前，他們是絕對弱勢。警方可能覺得委屈，認為對警方攻擊從何方而來，瞬間就需要預測？勇武派忽隱忽現，若是警方不做出人為判斷，如何有可能拘捕制止或嚇阻？
連帶意識才是自然狀體的真諦
愈來愈多香港市民同情反送中的示威群眾，但是，這未必是受到反送中的訴求所直接動員出來的價值認同，也不必對於五大訴求的內容有多少執著，如果有的話，就不是處在自然狀態，也沒有什麼片面自然狀態可言而。這正是太陽花運動難以為繼的原因，後者只是實踐了一種偽造的片面自然狀態，其實領導人對自發響應而來的群眾，只有利用的心態，毫無社群連帶感或團結意識。
各方利用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圖謀，當然也是源源不絕。以民進黨政府或是當年太陽花學運背後的師長們為例，就還是抱持著一樣想利用他們，給自己坐收魚利的好戲心態。對他們最好的，就是運動愈來愈激烈，迫使解放軍介入鎮壓，導致國際輿論一致譴責，封鎖中國，而台灣可加入其中，把主張兩岸和平交流的國民黨打入地獄。至於這樣對與香港人民有什麼好處，當然不是受益於太陽花的政治領導所在意。
然而，反送中抗爭發展至今出現了兩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其一是，參與運動本身已經形成一種社會連帶，與陌生人形成一種團結感所帶來的心理補償，超過了其他的安全或成本考量，因此願意主動參與，透過形成連帶，加入這種如水一般的力量。其二是，對參與者的同情超越了政策立場與政治價值，因而日益擴大，也就對警方的強力驅離感到氣憤。
自然狀態下的結合，不是屬於既有社會關係的動員，而是經由對彼此自然權利的相互關懷與維護，也就是一種在自然狀態想像下的社群關係。其中，人與人之間不是因為親情或利益而結合，而是根據對自我生存需要，對彼此投射了生存慾望的相互同情，於是就產生了連帶意識。這種連帶意識是社群存在的前提，也是自然人存在的前提，他們之間因為相互維護，在情境中協作所訴諸的暴力，在今天的法典中稱之為基於義憤。
外界包括美國與台灣的政治介入，煽風點火，提供設備與彈藥，提供媒體舞台，並沒有完全收編這種連帶意識。雖然若干引領風騷的領導人，在誘惑之下進入太陽花式的政治算計，並不能取代更多市民的精神投入所帶來的社群效果，因而至今並不是外界干預者所能主導的局面。當下立即的焦距，繼續在警方與運動者之間，是一種被間歇性否決的持續的片面自然狀態的想像。
儒家的關係政治會改變嗎？
大陸媒體與群眾仍然在儒家的話語中，以香港在中國崛起中的角色責任，及忠實執行責任所能得到的報償，作為理解香港問題的主要依據，關心的是誰對誰錯，責任在誰。反送中的話語中出現了民主自由的陳腔濫調，立刻引發後殖民主義的質疑，認為是受到英國殖民的思想毒害，而沒有看到這樣的陳腔濫調，終究是一種身分戰略，是一種對港府與中共的羞辱。而對英美台的認同，更像是自暴自棄。
當然，這種羞辱靠的是一種對殖民壓迫的刻意遺忘，不然如何成其為身分戰略。而自然狀態下的連帶意識也會因為這樣的反中情緒，而陷入某種反中的宿命。如果堅持反送中的五大訴求，是用來表達相互同情，便有助於連帶感的持續，如果變成是用來抵抗中共，就反而會將自己鎖進中共的反面而遭到政治化。
香港的民主自由化會不會解決問題呢？還是民主化以後的結局，會跟台灣一樣，很快走上社會分裂與階級分化，港獨勢力驟然擴張的地步？不過，如果連帶意識已具有充分的基礎，其範圍當然不限於香港，其所感到有責任的對象，將進一步包含更多的大陸與台灣的對象。具體的政治訴求應該不重要，如果重要，連帶意識就會如同21世紀的美國，陷入分裂。
儒家與自由主義這兩種思想在台灣的碰撞結果，是虛假的自由主義與破碎的儒家價值，因為後殖民情境導致政治人物不能容忍自己權力受限，儒家變成了實踐中用來宰制下層的工具，自由主義變成了政治鬥爭的藉口。香港已經在實踐中孕育出了連帶意識，暫時擺脫了台灣自由主義崩壞的厄運，也讓台灣的政治領導人或學者完全無法理解。
儒家透過關係脈絡形成的大我社群意識，與自然權利形成的以小我為核心的社群關係，兩者是不同的情感過程。他們之間如何融合，香港深厚的儒家文化傳統有沒有機會在其間獲得傳承，自然權利意識對中國崛起會促成什麼提升，這些都不是什麼浪漫的話題，只能等實踐，不能靠邏輯答覆。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