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杜師結緣甚久，早在1966年他從英國返臺，擔任臺大歷史系「史學方法論」下學期課程教授時即已開始受教，碩士班時我又選修了杜師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畢業後我前往加拿大溫哥華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攻讀博士學位，此時杜師在英國時的業師浦立本教授也在該校任教，因此杜師後來見到我就很客氣地說他跟我是同門師兄弟。我海歸後杜師已赴香港大學任教，我遂在臺灣大學歷史系中承乏「史學方法論」課程，與杜師一直有聯繫來往，並承他贈送不少中國大陸出版的學術書籍。他自香港退休後又回政治大學任教，直到屆齡退休移居加拿大。在他去世前一年，亦即2011年，由我居間接洽，承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王學典院長之邀，陪他返回闊別多年的故鄉，也是當年杜師兩度考上卻未就讀的學校，在那我們一起進行了史學方法的講座。杜師去世後臺大歷史系舉辦追思會，我整理了杜師的史學思想及成就，發表了〈孤詣摶成傳世史—試論杜維運師的歷史思維〉，後來刊登在中研院史語所出版的《古今論衡》。此次重印杜師的《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不但是他的成名著作，也為他後來的許多研究，像是《中國史學史》、《史學方法論》、《中西古代史學比較》以及《趙翼傳》作了很好的基礎工作。總結杜師的學術貢獻，我曾經指出是他「將中國史學從人們對其蒙昩無知中拯救出來」（rescuing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rom obscurity），而這本書就是最重要的一本。
＊作者為臺灣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本文為史學大家杜維運的經典著述《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二版，三民書局）推薦序。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