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重新再回到民初被認為「最後儒家」的梁漱溟先生身上，尤其讓我們感到汗顏而無地自容。我們看到梁漱溟先生是如何在自己身上大破大立，從一個立誓不娶妻、不蓄髮、終身茹素的佛教徒，因為要改造社會、因為要救國，變成一個儒者。他從自身做起，娶妻生子經營家庭，他的轉換並不是搖身一變，而是一個思想家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從肯定自己到否定自己，再到肯定自己的過程。當年這種單向式思想的洗腦並沒有比現在更少，但是梁漱溟可以完全不受干擾，對它們大聲地喝斥「魔鬼退去」，堅持自己的決心，如今，在我們的社會裡面怎麼找不到這種人呢？
梁漱溟在蔡元培破格錄用進入北京大學教書的時候，經過七八年的觀察，他發現所謂新式教育只是把西方功利主義搬到中國來，並沒有辦法在少年中國的心靈上產生啟迪。於是一個大思想家竟然去辦鄉農學校，辦鄉村建設，希望對少年中國從根救起，而不是去依附那些政治上的權貴。反觀今日的台灣，在麥當勞負責點餐的年輕人都是大學畢業生，碩士滿街跑，博士賣雞排。大家看來都是知識分子，如果我們的社會連一個梁漱溟都找不到，還有救嗎？
事實上，梁漱溟並沒有完全在我們的社會裡消失，可悲的是現在的梁漱溟已經被政客們所製造的「理性的狡計」所圈套了，而這個狡計正如它被設計時的預想，所作所為都是有利於現存的政治力量的。於是，單向度的思想和行為模式，在這一模式中，凡是其內容超越了已確立的話語和行為領域的觀念、願望和目標，不是受到排斥就是淪入已確立的話語和行為領域。它們是由既定制度的合理性及其「數量」的延伸的合理性來重新定義的。
只要你打噴嚏，就中了他的計
諾貝爾物理學奬得主布里奇曼(Percy Williams Bridgman,1882-1961)關於「長度」概念的分析是對操作主義觀點的很好的說明： 「如果我們能夠說明任一物體的長度，那麼，我們顯然知道我們所謂的長度是什麼意思，對物理學家而言，沒有必要作更多的解釋。要確定一個東西的長度，我們必須進行某種物理操作。當測量長度的操作完成後，長度的概念也就確定了，就是說，長度的概念正好意味著、也僅僅意味著確定長度的一整套操作。總之，我們所說的任何概念其意思就是一整套操作；概念等同於一套相應的操作。」
現在的民主選舉制度，它跟上述「長度」的丈量也有異曲同工之妙。選舉制度已經被操作主義圈套了，測量選舉這個玩意兒的「長度」一經被完成後，不管它是學美國的還是學英國的，總之它就沒有必要再做更多的解釋了，因為框架已經完成了。聰明的政客就會利用這個框架的破口讓選民掉入陷阱。於是，憤怒發生了，無奈和沮喪跟著來了，這時候他只要用胡椒罐灑下一點「仇恨」，幾乎沒有人不打噴嚏的。而只要你一打噴嚏，就中了他的計。
閃過神來·已經發現自己躺在砧板上
當然，單向式思想的這種界限並不是新的。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相當程度地便是對「偉大的公眾團體」置之不理，而霍布斯也主張「現存的應當永遠是可取的、被維護的和最好的」。
隨著這種向度逐漸被社會所接受，思想的自我限制就顯出更加明顯意。社會禁止各種理性辯論的行動和行為，對唱反調的人嗤之以鼻；結果，有關這些行動和行為的概念被說成是虛幻的和無意義的。
於是，像余英時教授這樣的世紀大思想家，偶爾會因為政治的發展出來說幾句話，報紙上也會給面子的適時地刊出他的言論，但也僅止於給一次性的面子，不是因為余英時的重要，只是證明媒體還認識余英時這個人。他媒體曝光度完全比不上林志玲要不要人工受孕生龍鳳胎。
說著說著，我不覺地也就憤怒起來，無奈起來，沮喪起來了。等我一閃過神來，已經發現自己躺在砧板上，成為政客的俎上肉了。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